汉廷在国家内部——尤其是河北东西路各州县推行的行政改革和安抚政策，耗费了很大的财力，辽南与塘沽的战备存粮不断地搬出去，至于究竟搬出了多少还剩下多少，就只有杨应麒与陈正汇知道。为了河北的安定与重建，大汉朝廷甚至牺牲了春季趁胜进军云中的契机。

杨应麒一开始以为这种付出要得到回报的时间至少得三年，然而他错了。的确，农民们由重建家园到能够以赋税的方式回报国家，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但是在中国，农民一旦安定下来，就意味着着整个地区都安定下来。而国家安定后所产生的间接作用之大，却远远超过了杨应麒的想像。

首先是治安开始进入良性循环。汉廷对各处强盗的打击越进行到后来就越顺利，因为农村的安定已经最大程度地切断了新强盗的来源。最大股最顽固的强盗在第一轮的清洗中就已被拔除，小部分就地正法，大部分流放海外。剩下来那些大大小小的毛贼，由于整体性社会混乱已经结束，他们便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又因为新政府给了他们另外一条可以活下去的道路，所以他们又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现实意义。在冀州发生过一件后来被编成戏曲的事情：一个八十岁的老妇人，在汉廷宣布免除全县两年农业赋税和诏谕盗贼归家务农的特赦令之后，颤巍巍地跑到山上去把她的儿子——当地山中最著名的一个强盗头子——揪回老家种地。实际上，类似的事情在河北东西路不知发生了多少起。

与此同时，乡绅们也依靠着新政府重新肩负起重建乡里的作用来，在韩昉、陈显及其下属的努力下，新的政治秩序和旧的乡村秩序正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杨应麒所领导的政府班子，对处理治下农村事务显得十分灵活，他们并没有非常强硬地将辽河流域的模式搬了过来，而是在保证几条大原则的前提下放手让乡里自保自治。此时的河北农村，无论人才还是经济都已经比不上江南，不过乡贤体系还大体保存着，而且在大乱之后转入安稳，人心却很容易就定了下来。汉人毕竟就是汉人，如果有可能的话，重建家园绝对是他们在劫后第一件想做的事情。

到一六八三年六月，河北东西路主要州县的道路就已经平静了下来，在这几个月里，数十万非精锐部队被组织起来，转为武警队伍，分布在从津门一直延续到长安的商业主干道上，维护着几条大路的畅通。这几条安全的道路受到了所有东海商人的一直赞扬，也激发了沿途城市的商业活力。东海商家的资本在进入内陆，而内陆又产生了新的商家。分管户部和商部的陈正汇给杨应麒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上的数据比杨应麒预想的更加乐观——杨应麒原本希望这几条商道带来的收益在三年之后能够维持这几十万武警队伍的生计就可以了，但陈正汇却告诉他，到年底政府在这条商道上的直接收入就足以实现这个目标。

不仅如此，这几条贯穿汉帝国数千里土地的商道所带来的经济作用，比它在赋税上的体现至少要大十倍！民间商业因此活跃，民间财力因此而恢复，甚至有益于整个北中国的民生——这岂不比政府一时的税收增加更加重要么？当然，只要税收体制足够健全，民间的财富迟早会体现到税赋上来，比如作为沟通东海与内陆的经济枢纽塘沽，这半年多来便得益于这条商道的稳定而空前繁荣起来，仅仅上半年塘沽商业税收比去年同期盈溢出来的部分，就足以抵消整个河北东路所减免的农业税总额。

“一切都比预想中顺利啊！”这一刻的杨应麒心情极为惬意，他正梦想着一个美好的未来，一个他有份创造的未来：天下同富，万众同乐。

汉帝国开国后的这场大顺风，既得益于内部的人心思治，也得益于外部几个势力——宗翰、宗弼和赵构——都需要休养生息，同时也因为漠北的局势尚未告急。

不过，顺风总有结束——至少是停歇的时候，因为人心会静极思动，也因为汉廷的敌人并不准备和汉廷永远地和平共处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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