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了,所带来的洋口味既不正宗,也没有推陈出新的能力。
其次,是当时餐厅的装修、灯具,以及消耗性的用品、餐具,本土企业还生产不出来。
大部分都需要进口,这就成了一个很大的资金消耗缺口。
再加上这个餐厅的合作本身又掺杂了一些政治合作氛围,经营管理完全跟不上劲。
国内体制的弊病依然故我,这就导致员工内部浪费很严重,进一步拉低了利润。
这么一来,这家快餐厅的销售价格既无优势,利润率也不高。
如果从体验上讲,这里跟“马克西姆”和“莫斯科餐厅”完全没法比。
于是乎,像文艺界、体育局、新闻界,这些主要光顾这里的人,惠顾一次两次,就不会再来了。
他们也只是尝尝新鲜,谁也不傻,晕了头的才会再当回头客。
那么综合而言,败因其实打一开始就埋下了,这买卖要不黄才没道理呢。
这也是为什么原有历史里,“义利快餐”终究没有发展起来,半死不活的吊命到了2002年。
然后就随着拆迁改造,不声不响的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
所以说,洪衍武对“义利”只有同情,毫无羡慕,更谈不上压力。
相反的,他倒是对杨厂长觉得“服务公司迈步有点太小了”的想法很不屑,很不满。
更对其要把服务公司未开张的餐厅改为“西式快餐”的荒唐想法,进行了坚决的驳斥。
“大厂长啊,不是我说您,您这可不对啊!光看着别人家孩子好啊?您就不怕伤自己亲骨肉的心吗?”
“我跟您说,他们这么热闹那是表面,咱得算算性价比啊。办这么个的餐厅的钱,顶得上弄条方便面的生产线了吧?而且之后还得持续投入外汇资源。”
“反过来咱们的零售点儿,每月多多少少还能给弄点外汇回来。这里外里那个划算?”
“更何况他们用了多少人,咱们又用了多少人?真要平均算每个人创造的利润,咱们也不比他们差。
“还有,人家‘义利’弄西式快餐,是因为人家有独特优势啊。名气和产品结构上,都占着便宜呢。人家是英国人创办,沪海进京的老牌子。这么多年了,一说面包和巧克力,京城人就认他们家,觉得正宗。他们用自家的产品,也能降低不少成本。”
“而咱‘北极熊’是冷饮领域翘楚,搞这个不是说一点不沾边。可您要想跟人家比就有劣势了。再说了,您现在要学人家,那叫东施效颦,做败了图遭耻笑不说,做成了也落个拾人牙慧的名声。这功劳怎么算呢?”
“最关键的是,‘义利’投入太大了,这是孤注一掷,在一条路上要走到黑的做法。一招不慎,就难翻身了。而咱们是属于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最慎重不过的做法。”
“说白了,靠零售的利润去办商店,办餐厅。有零售的利润顶着,先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哪怕后面发现不对了,也好调头。真要办好了,再以新的利润点为支点,继续迈进。”
“要我说,先胖不叫牌,后胖呀他康。何苦非要争一朝一夕,一口就得吃个胖子?您呀,还是好好盯着您那方便面的大事儿吧,服务公司这小买卖,就不用您操心了啊?”
这么一来,就又让杨厂长打消了不切实际的空想。
不过私下里,洪衍武倒是对水清想去“义利快餐厅”看看,效仿学习人家优点的做法表示了肯定。
确实,至少人家硬件上的细节,可比大多数的国营店考虑的周到多了,算是这个年代毕竟先进的。
服务态度也有一定的改进。
于是他就建议,干脆由公司掏钱,选一天,服务公司集体去“义利快餐厅”吃饭。
这就叫“观摩学习”。
对此,水清当然有顾虑了,她怕被别人说闲话,说他们公款吃喝。
可洪衍武却满不在乎。
“你甭畏首畏尾的,咱们既然决定干餐饮,那就得钻这一行。你说一个厨师,要连好馆子都没去过,海参鲍鱼都没吃过,那水平能出类拔萃吗?这算什么呀,真要是把餐厅、商店办好了,我还得带他们去建国饭店,去京城饭店,去萃华楼看看、学学呢。”
“更何况听蝲蝲蛄叫唤,还不种庄稼啦?别忘了不遭人妒是庸才。你只要想干事,以后的舆论压力注定就会很大。你不可能让人人都满意,挑毛病多好挑啊?总有一些人站着说话不腰疼,对你眼红、嫉妒,造谣生事的。何苦操这个心。”
“关键咱们自己也问心无愧啊,大伙儿一块挣得钱,大伙儿一块吃喝,正大光明,谁也没拉下。不像有些人,背地里自己大吃大喝,又要又拿的,当面净跟职工装孙子。让你选,咱们是顾上头还是顾下头?”
“要我说,严格按财务制度执行就得了。吃也不是白吃的,去之前先开会把观摩目标和要点订好,回来之后大家发言,做会议总结。最后留个文字记录,也就不怕非议了。”
“说到底,最终还是得拿成绩单说话。只要咱们商店和餐厅再火了,要成绩有成绩,要好处有好处,那就能把大部分的嘴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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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