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给洪衍武开出来的药方子还真对路。
他认识的那位“懋顺车厂”的师傅姓孙,叫孙世英。
今年六十一岁的人了,从十四岁学徒到出师,在“懋顺车厂”干了有小二十年。
这人是专门是做铜活儿的,而且当年教他手艺的师傅,还是以前安定门“永成”的师傅。
要知道,京城的铜活儿那可是金工艺术里的一个分支,在历史上相当出名。
元明两代,京城的铜匠有两件最露脸的话儿。
一个京西卧佛寺的太卧佛,一个是明朝的宣德炉。
当然,这两样,开办于清中期的“永成”是没赶上。
可“永成”也不孬啊。
这家山西人办的“铜作”,可是专接宫里的活儿。
像近代故宫的铜门狮,颐和园的宝云阁铜亭,都有“永成”的充分参与。
因此孙师傅也算是师从名门,
无论铸制和打制两“功”,还是镶嵌、焊接、镀金、錾雕、花丝、着色、打磨这些技法,他学得都是京城铜作里较高的水准。
解放后,因为手艺出色,孙师傅作为从造车厂少数直接被选拔进“金属工艺厂”的匠人。
他本人也有幸参与了京城五十年代的“十大建筑”之一——军事博物馆楼顶军徽的打造。
这可是当年不得了的壮举。
因为别看从地面上看那军徽不大,但如果把那玩意“搬”下来看,那就大得不像话了。
实际上这个军徽加上插座儿的尺寸有八米高,直径是六米。
整个是用四毫米厚的铜板,分段打制成的。
军徽上有许多麦粒和麦芒,得靠铜匠们用铁锤和钢錾一点一点儿敲,然后鎏金,再组装在铁架上。
孙师傅他们总共几十个工匠,就凭着几十双手,把那军徽打造的精细入微,看上去如同浮雕。
这在世界范围都堪称首屈一指的绝技。
想想看,就这水平,孙师傅要再捡起当年造车厂的那点小活儿还算事儿嘛。
这就跟位名厨想要随意做俩小凉菜儿下酒差不多一个意思。
而且同样要知道啊,为此荣获“市级劳模”的孙师傅,七级工匠啊,退休后的日子还真不富裕。
比如说他见着李福,老哥儿俩自然得一起喝上两盅。
可他就只请得起一碗芝麻酱面,外加四两“毛三儿”的散白,搭配个切开的咸鸭蛋。
就连他家里的小屋也是黑黢黢的。
最值钱的家当除了一台老式的话匣子,就是一台黑白电视了。
还是那句话,养孩子忒多。
饶是老爷子上班的时候能挣一百多,可子女们的好几张嘴就把当老子的给吃穷了,这么多年就没存下钱来。
退了休也一样。
工资变成了百分之七十,孩子们尽管都成家了,可还得给孙子、孙女贴补,而且还不能厚此薄彼。
也就是干这行的手艺人筋骨都好,老爷子的身体挺硬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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