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梁陈方案将政府中心西迁并不能解决现在的拥堵问题，实际上一座超过千万人的大都市，无论如何规划都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

梁思成当时所信仰的是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雅典宪章》的功能主义城市规划，把商业和居住分开，行政全部分开，功能分区，以封闭小区代替街区，助长交通等等。

先不论这种规划对于建国初期的中国城市是否合理，在上世纪60年代，国际规划界已经普遍放弃了这种功能主义的城市规划，认为这种规划会扼杀城市活力，不利于发展有生气的城市生活，现在就连在美国都在反思这种城市模式，所以梁思成的规划思想并不真正领先。

另外，建国初期的北京240万人中，有大约1/8的人失业，不发展工业，怎么解决就业？实际上这个原因才是苏联专家反对梁陈方案的根本理由：在梁陈方案中，只考虑到保护文物，却没考虑到满足市民就业的现实问题。

而且中国传统的木制建筑，城楼是需要有人入住并不断维护的，如果把北京城的那些庙宇和古建筑整体封闭起来，不让人进入，由极少数专业人员保护，结果人迹罕至，虫鼠盛行，实际上根本起不到保护的作用，如果要精心保护的话，这笔费用肯定是拿不出来的。

实际上在城市规划领域，尤其是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没有那个规划方案能管一百年之久，几乎没过十来年就要重新调整规划方案。

在这之后，北京又经历了几次规划改建，1953年的《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1957年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1958年的《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

从1958年以后，关于城市规划的大规模讨论已经陷入停滞，直到改开后才重新提出来，身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城市规划专家，吴委员责无旁贷地接过了这一任务。

会议开始，吴委员开始阐述自己的理念，林楼认真地聆听着，和之前的方案相比，吴委员的方案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体思想为，确定北京城市性质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不再提“经济中心”和“现代化工业基地”。

以旧城为中心，向四周扩建，在近郊，发展起十几个相对独立的新建地区，与旧城区共同组成北京市区；旧城区和各新建区之间，以及各新建区之间，保留了绿化带或成片的好菜地和高产农田，使市区形成了“分散集团式”的布局。

逐步改建旧城，划定旧皇城范围内为文物古迹重点保护区，距故宫、景山得围墙２５０米以内的地区，一般只准建二三层（高度在９米以下）楼房；在２５０米以外的旧皇城范围地区，一般也只能建五六层（高度在１８米以下）楼房；整个旧城的建筑高度，以四、五、六层为主。

这一方案比先前的方案进步了很多，但同样不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