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的初夏有着鲜明的特点，大清早起来整个人都是凉爽的，午后炙热多雨，而一到了晚上就闷燥的不行。

天空沉甸甸的，呆在屋里感到局气。

灰色大裤衩套双白色凉拖，林义摇着蒲扇到了外边，点燃一盘蚊香，滋一口凉茶往藤椅上一瘫，习习晚风里无规则晃荡着双脚，甚是舒服，感叹一声生活莫过如此。

今夜的中大灯火阑珊，校门口遍及了此起彼伏含泪告别的大四学长学姐。

那一声声不舍里的珍重，让林义想起了重来一次的大二也即将成为回忆，人也慢慢陷入了惆怅。

其实，对于林义来说，九十年代的校园大概总体上是沉寂的。

政治的热忱已然结束，刚刚在《渴望》里的“悠悠岁月”歌声中从一群高中生变成了大学生，又被突然放进一个市场大潮卷来的不安环境里。

充满了欣喜和迷茫，不安和奋进。

大学里，按部就班的上着必修课。在专业课以外，非专业的有法律常识，有古典音乐，有中国革命史，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国际政治等一连串...

这时没有“心灵鸡汤”这个词，也没有一门课反复讲同人生、友谊、婚恋有关的问题。比不得后世的学生更关注这些个人**和性的解放。

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亲切，礼貌，而又保持距离。大学教师的亲切、随意和高中老师的严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让大伙感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的同时，也油然生起了一种陌生的味道。

分数下来了，老师会写在小纸条上，只给你一个人，表明很注重**。

而同学们和老师之间也并没有过多的接触。他们上完课转身就走，像完成了任务一般，并不和大家“打成一片”。

大部分学生都缺乏在课后和老师交往、聚餐的经历。只有很少的一两次，全班邀请到了人到中年的英语老师做客。

还记得这个风情非凡的女老师闲谈间说了这样一番话：其实啊，婚姻这个事情，别人介绍的，双方条件都看好了，也没什么不好的。

这是大伙的记忆中这位女老师在私下场合发的一点个人小感慨。不过，这些样子的话，对于二十出头的少男少女，又能听懂多少？

这时期的一些中年教师颇有学者的温润敦厚之风。还记得一位老师在课堂上笑眯眯地说，“抓猪”在英译之前可不能把中文误解成用手“抓住猪”，此前就有人犯过这个错误。

可能是由于待遇、住房等等问题，现在的年轻教师似乎普遍不怎么安心，都希望跳槽到政府部门或者大企业去工作。

学而优则仕，这在九十年代或许是常态，或许这也是他们和大伙保持友善的距离，并不“打成一片”的原因。

不过林义并不很在意他们的选择，甚至不觉得有过于密切的必要。如果他们能找到更心仪、待遇更好的工作，也会为他们高兴。师生之间总的来说可算是相安无事。

而说到外教，那位自称在洛杉矶加州大学教过书的美国教授，学问似乎还不错。但让人费解的是，他给大家照合影，冲印出来，也要一人几毛钱的收费。

直到现如今林义还是心存疑虑，如果是中国人去另一个和自己国家经济水平相差很大的地区教书，免费住着对方提供服务的公寓，可能实在是不好意思一个个地向几个学生收那点费用的。

这大抵是国人与老外的区别，也是以“仁”“和”为核心的中华儒家文化同西方掠夺文化的根本性差异所在。

两世为人，林义根据自己的人生总结：大学除了必要的专业课程。其实阅读、电影和旅行才是提升人生境界的关键因子。

在阅读方面，貌似也有着千篇一律的传统。大家都热爱从文学史和选读入手。

从最古老的英国叙事诗开始一路下来，到华兹华斯、柯勒律治……但完整的长篇小说都是课外读的。

如果有语言天赋的，课外阅读往往会选择英文原着，似乎是从《爱情的故事》和《简·爱》这类故事比较熟悉的开始。

真正觉得读出味道，感到喜欢的作品是弥尔顿的长诗《失乐园》和迪金森的诗，以及毛姆的系列短篇小说、长篇小说，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极富童趣。

一些英文编写的圣经故事也是在这个时期疯狂汲取的。有时兴致来了也读英译的其他国家作品，比如屠格涅夫的《父与子》。

后来个人偏好带有某种反省的、类似个人心灵史一类的叙事，如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