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集法家“法、术、势”三派之长,提出了“中央集权制”,而“中央集权制”是“法治”之大成,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中央集权制”都是大秦的基础国策。
当然,“法治”自有其弊端,“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也有其危害,而为了减少“法治”给王国带来的弊端和危害,做为统治者,要从儒、道、黄老、霸王等等诸子学派的治国理论中取长补短。
宝鼎根据今世所学和前世的历史知识,向扶苏阐述了自己对儒家“礼治”和黄老“无为”之学的理解,然后提出了“外儒内法”治国理论,在国策上则坚持“以法为核,以德为表”,辅以黄老之学、霸王之道。
“师古”本身没有错误,但要有选择性的“师古”,比如“周礼”的精髓可以学,但周朝的治国策略早已被历史所淘汰,我们就必须抛弃。“从今”也不是绝对正确,中土诸侯国变法,唯大秦坚持“法治”百余年,可见“法治”自有其利弊。
我们要取“法治”之利,改“法治”之弊,至于如何改,那不仅仅是大智慧的问题,还必须对治国的本质有深刻的理解。治国的本质就是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就是王国各阶层合理地占有权力和财富,以此来实现王国的稳定和推动王国的发展。
理解了治国的本质,知道了要合理分配权力和财富以便满足王国各阶层的需要,那么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应该如何制定和修改治国策略也就一目了然了,但人性贪婪,从君王到奴隶,任何一个人对权力和财富的需求都永无止境,这就是一切战乱的根源。所以治国理论、治国策略的制定和修改,首先需要以武力做为坚强后盾的强权,没有这个强权,一切都是镜中花水中月。大周王朝的兴衰就已经证明了强权的存在和治国策略的关系,再好的治国策略,如果没有强权作后盾,王国必定崩溃。
从大秦来说,强权就是君权至上的中央集权制,以此制度来保证“以法治国”,在“法治”的基础上融合儒家的“礼治”,黄老的“无为”,以“经世致用”原则来取长补短,最终形成“外儒内法”的治国之道。
这就是宝鼎所要打造的未来的帝国,但在他所存在的时代,他只能统一中土,只能引导帝国逐渐走向“外儒内法”的治国之路,而在未来帝国皇帝的思想里种下这颗种子,是宝鼎必须要做的事,而且一定要做成功,否则,他拯救帝国的宏图大志就无法实现。
扶苏自从离开京城,其成长速度非常快,尤其在治国理念数次聆听宝鼎的教诲。宝鼎在学问当然算不上高深,但他的优势在于前世所获得的丰富历史经验,他对治国的理解要超越这个时代的人。扶苏本来就崇拜自己的叔父,这种盲目的崇拜让他从心易接受宝鼎的治国思想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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