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八年秦王政在干什么？南征，北伐，修直道，修灵渠，最终南征、北伐胜利了，而秦王政则利用南征、北伐顺利地转移了当初国内最激烈的“集权”和“分封”的矛盾，挑起了“官”和“民”的矛盾，由此不但阻碍了功臣们对地方的控制，牢牢地压制了功臣们对“分封”的追求，而且籍此机会建下显赫功勋，增强了央的绝对权威。

南征北伐完成了，分封之议再起，但看看秦王政和央在“焚书”、“坑儒”两大重案的表现，不难现秦王政和央已经在八年之后，拥有了绝对的权威，绝对的实力。

“焚书”大案看上去并不复杂，焚书而已，但仔细想一想，秦王政和央以“私藏**”为借口屠戮了多少功臣？诛杀了多少妄图“分封”，妄图对抗央的贵族？

扶苏在“坑儒”大案爆后，直言劝谏，难道扶苏当真是为了阻止秦王政不要诛杀那一帮招摇撞骗的“方士”？其实想一想就知道了，秦王政之所以要杀“方士”，是因为“方士”已经成为秦王政和贵族们博弈的工具，杀“方士”不过是为了掩盖他诛杀“方士”背后的贵族而已。

历史上没有记载秦王政在“焚书”、“坑儒”两大重案诛杀了多少功臣和贵族，但从几年后大秦的轰然倾覆不难看出，整个大秦的贵族阶层尤其宗室、楚系和本土老秦贵族基不到了，除了被历史所记载的宗室王子公主、关东系的冯氏和蒙氏被诛杀外，其他人呢？在大秦倒塌的那一刻，难道整个大秦朝堂上可堪重用的只有章邯一个大臣？宗室重臣呢？隗氏呢？熊氏呢？郿城孟西白、夏阳司马氏呢？他们当时都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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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做出推测，大秦在统一之初，虽然秦王政已经压制了宗室和本土老秦人，打击了熊氏，但“集权”和“分封”的矛盾还是来势凶猛，危害了大秦的安危，危及到了统一大业，所以秦王政断然决策，放弃休养生息之策，动南征。

南征并不顺利，这其肯定有贵族们的阻扰，于是北伐又开始了，最终央财政崩溃，大秦不得不压榨普罗大众，竭泽而渔。

南征当真迫不及待吗？北伐当真一定要打吗？南征一定要开凿灵渠，让军队越过南岭开辟西南疆土吗？北伐一定要修筑直道，让军队出塞占据河南和云吗？

大秦刚刚统当务之急是休养生息，是与民休养，是恢复国力，这是基本常识，秦王政和央不可能不知道，既然秦王政和央对此一清二楚，既然南边的六国余孽和百越蛮夷并不足以危及到大秦安危，既然北方有长城为阻，入侵的匈奴人暂时还不会危及到咸阳的安全，那么秦王政和央为什么还要急不可耐地动南征和北伐，非要把央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非要把“官”与“民”的矛盾推向爆的边缘？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共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