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挂掉漫长的电话,坐在电脑面前一时不知道干点啥,所以写下这篇胡言乱语。
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我父亲是个不太安分的人,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只有大姐读完了高中,二姐和他都是小学读完就辍学了。
我不知道他是因为受不住农活的辛苦,还是不想永远待在田间放牛割草,反正他十四五岁就跟着同村的亲戚出门打工了。
湖南向来有环广东打工带的说法,他自然而然也跟着去了。
关于他怎么从一个打工仔转型成功,当上投资开厂的老板,我父亲一直没怎么跟我提过。
总而言之,我大约只有三四岁的时候,我家就是村里头一个建起二层小洋房的,这让后面的我一度幻想,假如我爹更努力些,也许我能过上混吃等死躺平生活的广东本土富二代。
每年小学放暑假,我都会被接到广州,那时候的我,拥有一台同龄人里极为稀有的掌上游戏机,以及一辆非常拉风的脚踏车。
这是我生命当中唯一能够被打上“富哥”标签的阶段。
我每天都有娃哈哈喝,我至今印象最深刻的,都是天台上好几麻袋的娃哈哈瓶子,然后用塞火药片的玩具左轮手枪打鸟玩。
但就像假期过得始终很长一样,幸福的日子往往不持久,我刚进到城市读书,我父亲的创业就遭受挫折,他合伙的朋友卷款潜逃再无音讯。
那时候,我家已经搬离村子,来到十八线小城定居,而且全款购入一套房,除了户口没有改过来,算半個“城市人”。
后续是我父亲开的厂子倒闭了,顺便欠下一大笔工人的工资,由于他招工大部分都用同村人,导致他背负上不太体面的老赖名声,灰溜溜回到十八线小城市。
不过好消息是,我父亲多少确实有些能力,他擅长交际,朋友很多,而且因为爱看书,每每装懂哥都能成功,加上曾经创业的老板身份,天然有着光环,使得他很快就找到另外一条门路,火车餐厅承包。
由此结束了我每年过年都战战兢兢的痛苦回忆。
我至今很讨厌过年,除了我爸妈回家经常吵架之外,还因为会有讨债的人上门。
我爷爷曾经屡次叮嘱我,听到陌生人敲门不要答应,那个阶段,我家里看电视都不敢调开音量。
当家庭情况有所改善之后,还清负债之后,我家里的亲戚又变得多了起来。
以前指着我爷爷奶奶脊梁骨,说我父亲是老赖的同村人,又开始重新走动了。
我父亲当时在火车餐厅上卖饭,如果年纪偏老登一些的读者老爷,应该知道我国春运时期,抢到火车票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村里的广东务工人群极多,每到年前,他们的父母,也就是我爷爷奶奶的同辈人,往往都会带点礼物上门,拜托我父亲弄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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