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折中主义与调和主义的执行者，就是直接负责管理百姓的各地衙门。

衙门将案件分为“重情”与“细故”。

“重情”就是大案、要案；“细故”就是指事关户婚、田土、钱债之类的案件。

他们认为“细故”不过就是“鼠牙雀角微嫌”，过于琐碎，不屑受理。

换句话说，涉及百姓个人利益的，都是“细故”。

可往往就是这些“鼠牙雀角微嫌”的琐事，对于百姓就是天大的事。

打比方说，骆毅刚穿来时的吴三妮家，家庭全部存款，就那一百文铜钱；丢一文钱都是大事，若全部被贼偷了去，对他们家就是“灭顶之灾”。

可在衙门看来，一文钱算什么，一百文钱又能算什么，少吃顿灌汤包的小事而已。

都不够衙门给捕快发工资办案的。

衙门不受理，百姓若想维权，就只能把案件往大了闹——比如说：我丢的不是一百文钱，而是人命，因为那钱是给家人抓药救命的。

但百姓的文化程度低，面对衙门更是没胆量，只能找能说会道之人帮忙，“讼师”这个职业便应运而生。

“讼师”们把官老爷认为的鸡毛蒜皮小事放大了说，往严重了说，在官老爷们看来，就是无事生非、教唆词讼。

而偏偏这些“讼师”多为科举不中没有功名的读书人，并非真正专精此道的诉讼专家。

比如风水先生、算命先生、村塾老师之类的“下层识字阶层”。

便更让衙门讨厌。

李蔚珏也瞧不上他们：“都是些包揽词讼、惯弄刀笔之人而已，连律条都背不下来多少。”

骆毅：“那他们到底会不会打官司？”

骆毅认为背不背得下来律条不重要，大不了照着律条读就行呗，关键是有没有从业经验。

曾经家里饭馆老头们说，过去很多没有行医资格的“赤脚医生”，更能治大病。

“那倒是会，他们就指着这个吃饭呢。”李蔚珏悻悻地说：“不然知县大人也不会把他们凑到一起。”

至少，这些人逻辑思维都很强，这是李蔚珏对他们的印象。

“抬杠得厉害，没法跟他们好好说话。”李蔚珏其实是憋气回来的：“我过去与他们攀谈，本想拉拢拉拢感情，可他们一点都不配合；

一帮人见人厌，狗见狗烦的东西，除了抬杠就是拿话堵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