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的王朔还是小王，震云还是小刘，我还是小冯。我们仨同龄，五八年的，风华正茂。

一个夏天的午后，小王把小刘的《温故一九四二》交到我的手上。

小王说：推荐你看震云新写的一个中篇，调查体小说。

我一口气看完，对本民族的认识产生了飞跃。小说没有故事，没有人物，也貌似没有态度没有立场，主角写的是民族，情节写的是民族的命运。

这篇小说在我的心里开始发酵，逢人便说，念念不忘。

隔年，在南郊京丰宾馆一个扯淡的大会上，遇到震云，我提议把《温故一九四二》改编成电影。那时我刚刚拍完根据震云小说《一地鸡毛》改编的电视剧，还没有拍电影的经历。

震云的回答是：不急……容我再想想……

之后一晃几年过去。这期间，我和震云、王朔还有梁左成为莫逆，隔三岔五包上一顿饺子，凑几个凉菜，说上一夜的醉话。酒中也多有提及《温故》的事，但也都是虚聊，小刘没有实接过话茬。

时间走到2000年。新年的一个晚上，小刘来到我家。饺子就酒，几杯下肚，小刘郑重对小冯说：我今天来，是想把《温故一九四二》交给兄长，此事我愿意与兄长共进退。

今天我仍清楚记得震云那义无反顾的表情。天渐白时，我们喝光了家里所有的啤酒，那一夜小刘把《温故》托付给了小冯，也把“一九四二”烙在了我的心上。

2002年项目正式启动。那时我已与华谊兄弟签约，中军中磊横下一条心拿出三千万投拍《温故》。在当时，对于一部国产文艺片来说，这个预算就是一个接近于自杀的天文数字。

我们在北影的一间小平房里开了论证会。与会者一致认为它是部好小说，同时也一致认为它不适合改编电影。因为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没有情节。专家们散去，小冯和小刘蹲在小屋外的树荫下，小刘问小冯：这事还做不做？我说：做。小刘说：人们习惯只做可能的事，但是把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意思不大，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意义就不同了。小刘又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聪明人，一种是笨人。聪明的人写剧本知道找捷径，怕绕远怕做无用功，善于在宾馆里侃故事，刮头脑风暴；笨的人写剧本不知道抄近路，最笨的方法是把所有的路都走上一遍，看似无用功，却能够找到真正要去的地方。

我对小刘说：我们肯定不是聪明人，就走笨人的路吧。

接下来的三个月，小冯和小刘携小陆、老韵、益民还有孙浩，一行六人先后赴河南、陕西、山西，又赴重庆、开罗，行程万里。在路上，我们见到老东家一家，瞎鹿花枝一家；见到了东家的女儿星星，赶大车的长工栓柱；见到了八岁的留保和五岁的铃铛；见到了伙夫老马；见到了意大利传教士托马斯?梅甘，他的中国徒弟安西满；也见到了委员长和那位让委员长头疼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见到了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李培基；见到了寒风中蓬头垢面的灾民，背井离乡一路向西的逃荒队伍；见到了他们悲惨的命运；更重要的，也意外地见到了我们这个民族面对灾难时的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