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

我吃惊：

“三十一年为什么坏？”

范克俭舅舅：

“三十一年俺家烧了一座小楼!”

我不明白：

“为什么三十一年烧小楼？”

范克俭舅舅：

“三十一年不是大旱吗？”

我答：

“是呀，是大旱!”

范克俭舅舅：

“大旱后起蚂蚱!”

我：

“是起了蚂蚱!”

范克俭舅舅：

“饿死许多人!”

我：

“是饿死许多人!”

范克俭舅舅将手中的“阿诗玛”烟扔了一丈多远：

“饿死许多人，剩下没饿死的穷小子就滋了事。挑头的是毋得安，拿着几把大铡刀、红缨枪，占了俺家一座小楼，杀猪宰羊，说要起兵，一时来俺家吃白饭的有上千人!”

我为穷人辩护：

“他们也是饿得没办法!”

范克俭舅舅：

“饿得没办法，也不能抢明火呀!”

我点头：

“抢明火也不对。后来呢？”

范克俭舅舅诡秘地一笑：

“后来，后来小楼起了大火，麻秆浸着油。毋得安一帮子都活活烧死了，其他就作鸟兽散!”

“唔。”

是这样。大旱。大饥。饿死人。盗贼蜂起。

与范克俭舅舅分手，我又与县政协委员、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县书记坐在一起。这是一个高大的、衰败的、患有不住摆头症的老头。虽然是县政协委员，但衣服破旧，上衣前襟上到处是饭点和一片一片的油渍。虽是四合院，但房子破旧，瓦檐上长满了枯黄的杂草。还没问一九四二年，他就对他目前的境况发了一通牢骚。不过我并不觉得这牢骚多么有理，因为他的鼎盛时期，是一九四九年之前当县书记的时候。不过那时的县书记，不能等同于现在的县委书记，现在的县委书记是全县上百万人的父母官，那时的县书记只是县长的一个笔录，何况那时全县仅二十多万人。不过当我问起一九四二年，他马上不发牢骚了，立即回到了年轻力壮的鼎盛时期，眼里发出光彩，头竟然也不摇了。说：

“那时方圆几个县，我是最年轻的书记，仅仅十八岁!”

我点头。说：

“韩老，据说一九四二年大旱很厉害？”

他坚持不摇头说：

“是的，当时有一场常香玉的赈灾义演，就是我主持的。”

我点头。对他佩服。因为在一九九一年，中国南方发水灾，我从电视上见过赈灾义演。我总觉得把那么多鱼龙混杂的演艺人集合在一起，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想到当年的赈灾义演，竟是他主持的。接着老人家开始叙述当时的义演盛况及他的种种临时抱佛脚的解决办法，边说边发出爽朗开心的笑声。等他说完，笑完，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