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叹了口气:“很难!这些历经九死一生幸运返回的人,对于是否进入大学或者研究部门十分犹疑。现在物价飞涨、工资入不敷出,工业界的情况总归要好一些,因此大量科技人才涌入了工业界,科技界更显人才凋零,后继无人。”
一战对法国的科学事业影响属实不小。
李谕只能安慰道:“不用急,慢慢来。既然现在没法开展科研工作,居里夫人可以四处游历游历。”
居里夫人说:“那要等我攒点钱。”
“您不是还有一次诺贝尔奖的奖金吗?”李谕问,那是一笔巨款。
居里夫人说:“战争时期我把所有的钱都买了国债,只有两枚诺贝尔奖奖章是重要的纪念品,银行坚决不收才保留了下来。”
李谕愕然:“法国发行的国债?它们现在好像一文不值。”
居里夫人为此破了产,不过她没有当回事:“至少战争胜利了,今后的薪酬会正常发放。”
她每年收入1.2万法郎左右,比爱因斯坦高一些,——差距还会加大,主要是德国马克战后太惨,不断贬值,简直如同飞流直下三千尺。
“等您安顿好各项事务,可以来一趟中国,”李谕再次邀请道,“各项费用我都会提供。”
居里夫人没有拒绝:“好的,我一定会去,最晚明年。”
战争时期居里夫人投入到战场后勤工作,忙着用放射技术辅助手术,比如找到弹片位置,没时间外出。现在战争结束,也就轻松了下来。
——
告别居里夫人后,中国代表团的顾维钧又找上了李谕。
代表团知道李谕在欧美的声望非常高,如果通过他来带动一下舆论,说不定会对和谈有好处。北洋政府派梁启超来也有这样的打算。
李谕说:“我可以在报纸上写文章呼吁,英法美或许会受到舆论影响,但他们都在疯狂索求自己的利益,法国人更是一门心思针对德国,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关注亚洲问题。”
顾维钧也有些无奈:“确实没有几个洋人能说出山东在哪。”
别说现在,就算一百年后,李谕穿越前的时代,在巴黎的大街上随机采访,让路人说出三个中国城市,都没几个能做到。可以说出来的基本局限在上海、北京、香港几个非常知名的。
“和谈进展得如何?”李谕问。
“还没开始讨论中国的问题。”顾维钧说。
“看来仍要再等一等。”李谕说。
两人在巴黎市内随便转了转,停在法国先贤祠门口,顾维钧目光停留在大名鼎鼎的思想者雕塑上:“我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见过复制品,真迹第一次见到,有人说可以看看这座雕塑来寻求力量。”
李谕说:“罗丹是个励志之人,一个落榜美术生,能有这样的伟大作品传世,令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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