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书记载，景佑元年（也就是公元1034年）当时的皇帝宋仁宗命令组织大臣校订皇宫里的藏书，当时任职史馆检讨的王洙和馆阁校勘的欧阳修就一起负责校正条目，讨论撰次。

而且翰林学士不仅是官衔，也是学衔，可见王洙这个人的学问应该也不错。

王洙看到的三卷内容是“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包括伤寒、杂病和妇人，跟今天我们学习的《金匮要略》内容不太一样。

“直到今天很多人依旧分不清《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与《金匮要略》的区别，还有人以为《金匮要略》就是一本独立的书。其实是《伤寒杂病论》自从失散后，就再也没能还原，随着流传不断的演化，经历了北宋的编纂成为了两本相对独立的书......”

王洙拿到这本书之后又做了些什么呢？

古代医学知识的传播和应用，充满了中医治疗的个体化特点。

王洙将书籍抄写后，在知识分子圈中流传，这些知识分子构成了古代统治阶层的一部分。”

书籍的传播范围似乎并不广泛，仅限于少数几家。

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人得到书籍后，遇到病症与书中描述相符的患者，便依书开方，效果出奇地好。

（有趣的是，这些士子可能并不精通医术，却能凭借书中的方剂治愈疾病，这对现代中医学生来说，或许是一种讽刺，提醒学生需要深入学习经典，掌握更多的知识。）

“这不仅证明了书中方剂的神奇效果，也体现了一种运用张仲景方剂的思维方式。” 《伤寒论》中提到：“病症与方剂相符时，方可服用。”

有学生提出疑问：“方证合一吗？”

李介宾和老刘点头，对此表示肯定。

“现在，我们称之为‘方证对应’或‘方证合一’。” 这种方法是将病症与方剂直接对应，治疗疾病本质上也是寻找匹配的过程，关键在于如何进行匹配。

“这里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许多人认为每个病人的处方都应不同。”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中医的特色，辨证论治有多种途径，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也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因为中医的学习过程本身就不可能完全统一，不论是不同的流派风格，还是每个人掌握的方剂，都会有所不同。”（这里指的是深入理解并灵活运用方剂，而不仅仅是背诵和书写。）

李介宾想了想，然后拿看电影举例子：“设想一下，你拿着票去看演出或电影，根据票上的指示找到座位，这个座位不一定是最佳观赏点。但对你来说，这是购票时的最佳选择。”

同学们一边听一边思考，如果这样的话，好像每个位置只有一个，没办法重复呀。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购票时，你需要考虑票价、剩余座位、是否和朋友坐在一起，以及你们是否喜欢靠近过道或中间等因素。”你的座位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换句话说，你手中的票，代表了购票时的最佳选择。” 同样，不同中医开出的处方，也是基于他们当时的理解和判断做出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