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太子道：“臣惟愿天下治国之士，皆闻大夫之论也！昔秦贵农而贱商，天下以为不便。今闻大夫之言，其便多矣！”

须贾大夫道：“臣曾不知治道，惟知商道也。焉敢妄言治国。”

秦太子道：“能知商者，亦当治国也。商者，其犹四时也，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不亦惧乎！”他又问须贾大夫道：“夫商者，何以知货之有余不足也？”

须贾大夫道：“夫商者，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非所谓也。”

秦太子道：“若夫天下商人，可称道者几何？”

须贾大夫道：“若夫商者，首推管子。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管子从之，能以利害治齐国。何者？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利之，则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其次则计然，修备而知物。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此所谓计然七策。用其五，越已灭吴。陶朱公，泛舟于江湖，用计然之策，三富其家。其次则有猗顿焉，以牧起家，以盐致富，以珠玉继其后；其所在者猗氏，正安邑之侧也。有白圭焉，亦魏人，菏泽营焉。曰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勐兽挚鸟之发。此数子者，皆商之巨擘，世之英杰也，非独商也。管子固无论也。陶朱公为官则致公卿，为富则致万金。计然起弱越而胜强吴。白圭掌魏政数年，其绩班班！其余者，则有端木氏、吕氏、郭氏诸辈，皆天下巨商也。”

秦太子慨然道：“曾不意天下英雄能若此也。夫商君之抑商贾，所失亦多矣！”

须贾大夫道：“秦虽抑商，而陶则天下之中，商贾云集，今穰侯在焉，是亦不废商也。”

秦太子道：“焉得商中之伊尹、孙吴哉！”

须贾大夫道：“太子其访之，必得！”两人相谈甚欢。惟对以粮易盐一事，各不相让！须贾大夫也无可奈何。

太子等须贾走后，将须贾以商治国的理念写在一块简牍上；又让于屏风后笔记的书吏取出所记之言，一一摘录须贾所言及的巨商，以及他们的经商理念，觉得有了新的想法。他静静地思考着，一旦自己即位，就将进行一场重大的改革，把商业重新置于重要的位置上。

他又仔细思考了河东守张禄的做法。短时间来看，张禄无疑是得利了，为安邑积聚起大批粮食。但如果着眼于天下，粮食并没有增长，只不过从这些人那里转移到那些人那里，只不过“那些人”恰好是秦人，所以觉得自己得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