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副主任捋了一遍下属们的发言后,集中留下了包处长、秦国纲和顾骜三个人,让他们互相“头脑风暴”。
因为这三个人的观点,代表了三条务实的关税减免操作方向。
简述一下刚才会上的三方观点:
包处长的意思,是搞特定产品的出口退税。同时这个退税名单上的内容,国家可以实时宏观调控,以精确定向把控所要扶持的产业。
秦国纲的意思,是直接建议国家在将来时机成熟的时候(主要是指目前的深市特区经验、被伟人认为是值得进一步推广的时候),再划一块足够大的地方,最好是一个与外界来往交通比较容易管理的岛屿(减少国内的省际‘偷度’风险),然后在这块地皮上放开了搞特定品类的免税。
大致来说,前两者一个是在时间上提供管控,另一个是在地域上进行管控。前者响应慢,后者有地理局限性。
而顾骜的思路,则是后世经典保税区的思路。(具体暂不赘述水字骗钱,反正什么是保税制百度一下都能查到,给大家省点订阅钱。)
……
“小顾,说说看你的那个‘构建电子原料保税区’设想,所区别于小包和小秦方案的独到好处。”
副主任捋顺三份方案的实施计划后,把文档丢在桌面上,端起茶杯发问。
“是,主任,我觉得我这个方案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精确把控关税豁免的滥用可能性、并且为国家保留最大的责任追溯便利。
从政策落实的严密性角度来看,我认为包丞丞同志的‘统一征税/定向出口退税’方案是最稳的。但是这涉及到的报关时间周期会很长,不利于国际电子产业市场的快速反应需求。
目前欧美的电子消费品行业,用户需求变化非常快,以索尼公司为例,他们一款随身听或者录像机,可能每隔三四个月就要改版、或者出个新的定制款式。一旦新款出现后,价格与旧版没什么区别,而消费者却会很快盲目追求最新。
如果我们允许报关物品快进快出,那么必然留下实物核查方面的隐患。如果严格把关慢进慢出,国内代工厂商的反应速度又赶不上变化的国际市场需求。
相比之下,建立保税区制度后,快进快出的那部分我们就不用查了,直接免掉了征、审、退三重行政审批环节。只是把快进后不快出的、有可能滞留在内地被转国民消费的部分进行严审。大大减少了行政干预的工作量,企业的反应速度也极大提高……”
顾骜侃侃而谈地论述了自己的方案,相比于包处长的“先统一征收原材料进口税、再到出口的时候对这部分原材料原额退税”方案的优劣。
然后他稍微停顿了一下,让副主任可以消化一下前面的内容,才继续侃侃而谈,说秦国纲方案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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