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新时代，则是指改革开放之后。

随着东南沿海的腾飞，东北林木资源的保护，煤炭石油的日渐枯竭，东北突然就跑不动了，掉队了，也不被国人所需要。

举个例子，在九十代之前，从东北出山海关的火车平均每天有4000多个满载车皮，而从山海关以外进东北的只有一千多。每天都有这么多，而且不是一天两天，是几十年。

但是现在呢？虽然东北还在向关外输血，但是没有从前那么满负荷运转了。

当然，这不是邀功，国家战略所至，且在困难时期，每个地域有每个地域的贡献和职能，无分高下。

但是，这侧面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如此庞大的产能输出，不管是资源，还是工业产品，需要多少人力成本？得多少人才能保障每天4000多车皮的输出？

所以，东北在改革之前是全国城市化比重最高的地区。无数个围绕工厂、林场、油田、煤矿而形成的城市拔地而起，也养活了一大批的城市人口。

可是突然之间，不需要东北再输血，或者输血输的少了，远超本地需求的产能无处释放，过度城市化的问题开始显现，原本满载负荷的工厂、工人，却成了制约东北发展的累赘。

再加上东北的气候劣势、地域劣势、交通劣势，就如徐良所说的小脚贵妇，放不下包袱，也迈不开步子。

身为一个东北人，徐文良是看着它一步步慢下来，甚至停下来的。而身为尚北的一把手，他着急，空有一身抱负，无处施展。

可他不想迷迷糊糊的混完这一任，他想有所作为。

但着急有什么用？尚北的问题，不是他一个人，或者一届领导班子就可以改变的。

现在尚北，正如他所说，有些怀旧。

你能从它身上，在临近二十一世纪的1998年，看到九十年代初，甚至八十年代的影子。

不仅仅是城市面貌，更是百姓的精神面貌。

然而，在这样一个大刀阔斧的改革年代，“怀旧”！可不是一个好字眼。与南方日新月异的变化相比，东北是应该检讨的。

诚然，这里面有一些国家层面的政策因素，也有体制改革的余波未平。

但是，徐文良始终认为，那只是一部分的客观原因，主要责任还是他们这父母官能力不够，魄力不够。

就像现在，中央调研组下到基层，多好的机会？为什么就不能当一个会哭的孩子，要奶吃？

可是，偏偏你就不能。

这不是一个被查出毛病的责任官员应该哭的时候，更不是基层领导干部的工作态度。

谁都不想让徐文良开口，大家都怕，怕惹麻烦，怕当那个出头鸟。

这是位置决定的。

以至于他只能在空无一人的乡间公路上，向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倒出苦水。

徐文良憋屈！

然而，徐小倩听了父亲的这些工作苦恼，其实是似懂非懂的。

她确实比较早熟，但还远没到父母那般通透，但有一点她听懂了。

那就是，父亲所说的那些问题父亲是不能说的，说了会有麻烦。

本能的抓紧了徐文良的衣角，“爸，我有点怕。”

徐文良一怔，女儿这么一句话，比郭昌存、管建民他们劝一百句都要管用。

徐文良脑袋嗡的一声，心说，我在干什么？我还有家人啊！

安慰徐倩，“别怕，爸爸不会多这个嘴。”

是的，徐文良最后还是放弃了希望，也许对女儿倒出苦水，就是他最后的倔强。

“嗯！”徐小倩安心地应着，她是不希望父亲冒险的。

不到十里的路，爷俩骑行了半个小时就快到了，和付江他们其实也没差多一会儿。

只是徐文良没注意到，就在离齐磊四姑家还有不足两百米运的时候，一辆挂着哈市牌照，0字头的中巴车后来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