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凯县县委书记杨太来、金凯县公安局长、县信访办负责人同样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公安局负责办理劳教的副局长、城管局长等相关人员被免职，市委市政府随之下发了关于规范劳动教养的相关文件，对于劳动教养的程序更为严格。

同时下发了整肃行政执法队伍的文件，文件要求在全市各行政执法队伍中开展工作作风和纪律的大整顿活动，深入查纠和揭摆存在的问题，着力推进执法队伍建设，不断优化安新环境。

这其中的重点，陆政东放在了信访工作上。

陆政东非常清楚，劳教制度虽然一直为人诟病，能认识到这项制度的弊端的人也不是没有，但如果不从国家层面出手，想要在短时间内取消这项国家层面制度，而在现实的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饭得一口一口吃，他可以再其程序上要求更为严格一些，更规范一些作为过渡，直到这项制度的消失。

而在信访工作上，他可以做的事情更多，也会更有成效。

上访，这是没有那一个地方可以回避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转型期的进一步深入。各种矛盾的增加。因为上访而产生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

对于底层民众来说。他们“偏爱”信访，且“一访到底”，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传统文化的视角来看，上访在中国社会的治理实践中源远流长、历代不辍，是一种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组成部分，亦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法文化内涵和精神要素的载体。其形成。可以说是文化的惯性所造成，非一时兴起，也并非一朝一夕之故。

封建帝制时代，不管是“公车司马”、“登闻鼓”，还是“上诉御史”、“邀车驾”等非常规的纠纷解决方式，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统治者能够跨越下面官僚主义这个障碍物“求民隐之上达”，通过“申天下之冤滞”清除一些贪污腐化、为害乡里的地方官员并由此形成对其他官员的强大威慑，达到自上而下的有效监控；另一方面，民间郁积的不满、怨气得以通过“上访”的通道释放，让底层百姓相信他们的事情可以在国家的制度框架之内得以解决。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包公崇拜。“包公”乃是传统文化中法精神的代表者，是传统法文化中的司法神。在国内传统社会。包拯、海瑞这样的“清官”和“青天大老爷”寥如晨星、难能可贵。他们满足了底层民众对于公道正义的渴求，让百姓相信人间还有正道。

在蒙受冤屈时，他们常常会长途跋涉、风餐露宿，选择衙门口等他们想象“清官”可能出现的地方，头顶状纸、跪喊冤枉，等待偶然一现的“青天”的到来。这种对“清官”和“青天”浓郁的感情依赖和深厚的感恩心理，凝结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清官”和“青天”情结，并且深深渗透到民众的内心和骨髓里。这也是直至今天，老百姓还特别“爱”上访的重要原因。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4页/共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