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英二字则是取自武英殿，以示沈浪的英武冠绝天下。

而吴三桂和周遇吉二人，周遇吉能够封爵，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异议，一是他的忠贞，二是他的功劳。

至于吴三桂，不管是功劳还是资历，都不比周遇吉差。

特别是这段时间，关宁军听命行事，确实立了不小功劳，值得褒奖。

甚至在资历上，吴三桂还要更胜周遇吉一筹。

但是在忠贞上，却不如周遇吉赤胆忠心，行事往往先将个人利益放在首位。

甚至前阵子他本人还当着崇祯的面承认了此事，并表示了悔过，至于是否真心，还不得而知。

不过崇祯既然选择了原谅，那就不能再以之前之事对他有所区别对待。

若是在此刻加封周遇吉，而没有加封他，他肯定会心生芥蒂。

既然打算继续用他，制造这样的隔阂没有任何意义。

水至清则无鱼，何况如今的大明本就不是一个清平时期，想要每个人都对他崇祯忠贞不二，那是不可能的。

不管吴三桂还是不是以前那个精致利己主义者，只要你有才能，而且能够为我所用，也并非不可接受。

而且他在之前那种情况下都没敢做出违逆之事，以后应该更不敢了。

吴三桂的封号是平西伯，还是沿用正史中对他的加封封号。

而周遇吉的封号是宁武伯，则是因为纪念他在正史中战死于宁武关而取的。

这两个封号，当事人都不知道还有这层含义。

而崇祯继续沿用包含正史一些事件的封号，目的是想让自己记住，虽然正史中的那些事情不会再发生，但自己却不能忘怀。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何况这还是与大明息息相关的历史。

在加封了三个爵位之后，崇祯又进行了大量的人事任命，以填充那些空出来的职位。

当然，这些任命不是任性施为的，而是综合了各方面的信息进行斟酌之后慎重决定的。

电讯司对京师官员的监听，不仅仅是发现了那些贪赃枉法之辈，也探知到了一些忠诚，且有能力的官员。

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的因为被打压，郁郁不得志，被发配到一些没什么职权的部门任职。

还有的，直接被排挤出了京师。

更有甚者，被押入大牢甚至是已经迫害致死。

崇祯自然要还他们一个公道，活着的提拔任用，已经死去的为他们平反昭雪，优先任用其族中优秀子弟。

可这还不够，因为这段时间清理的京官数量太多了。

于是，又从正史的史料中寻找记载能力和品行俱佳者予以任用。

比如张煌言、堵胤锡、陈子龙、宋应星、王徵、方以智、阎应元、孙云球等等。

为了保障这些人才在来往京师途中的安全，沈浪甚至派出锦衣卫精锐暗中护送，一直要将他们安全的送到京师。

沈浪这般重视，是因为这些人才涉及到的领域包含政治、军事、科学、思想等等，都是眼下大明急需的宝贵人才。

著名的明清史学家顾诚先生就评价，南明史上最杰出的两位政治家，非张煌言和堵胤锡莫属。

这两人是一流的，而被人所熟知并称赞的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之流，不过二三流，根本不能与这两人相提并论。

沈浪也基本赞同这个观点。

不是说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这些人不好，他们对大明的忠诚天地可鉴。

但是他们的个人能力与他们身处的地位却不相匹配，算不上能臣，甚至是有些迂腐。

他们若掌握太大的权利，反而不是一件好事，而此类人还有不少，比如黄道周、刘宗周、苏观生等。

所以，他们都没有再出现在崇祯重用的名单上。

此时的张煌言，虽然两年前已经中了举人，并且文武兼备，但如今还是白身，沈浪准备将他吸收进入勇卫营，还有正史中一战成名的阎应元。

堵胤锡此时是正四品的黄州兵备道，但也不足以发挥出他的才能。

崇祯和沈浪商量之后，准备让他任兵部左侍郎，正三品，协助京营提督王承恩训练改组后的京营。

陈子龙是著名编辑，曾主编巨著《皇明经世文编》，删改徐光启《农政全书》并定稿，这两部巨著都具有很重要的史学价值。

沈浪推举他为《明报》的总编辑，太子朱慈烺挂个副总编，以他更现代的眼光帮助陈子龙将《明报》办得更好。

而宋应星、王徵、方以智、孙云球等科技人才。

除了孙云球因为年龄小，需要让他继续进修之外，其他已经可以独挡一面的人，全部纳入新成立的科学院，为大明的科技发展添砖加瓦。

科学院的成立，沈浪和崇祯都投注了巨大的精力。

首辅蒋德璟被任命为院长，因为他本身就博学强识，对西学接受度比较高，而且自身动手能力也很强，具备一个院长的学识。

同时，他为人秉公持正，荐贤用能，有身为一个院长的品行。

再加上他又善于管理，资历完全足够，院长职位暂时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

当然，还有太子朱慈烺和沈浪两个副院长辅助他。

这样一番安排，算是把能用的人才都人尽其用，集中力量干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