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道理讲，莫说缙山防御判官没有权限这么做，缙山防御使也不行，再上头的中都北面元帅也不行。

大周皇帝郭宁从来不掩饰自己出身卑微，对具体政务和治理一窍不通，所以从来都乐于放权，把重任完全交托给耶律楚材和胥鼎。尤其胥鼎，皇帝几乎完全放手，使他延续了其父胥持国遗留下来的官吏门生，保持了控制中都局势的权力，保障了两朝兴替以来的平稳。

中都大兴府是国之中枢所在，如果不是尚书右丞相兼大兴府尹胥鼎同意，谁也没权力杀人。

而这些议事之人也都是朝廷股肱，个个位高权重，随便谁发一句话，就能穷治区区判官之罪。但他们谁也不会这样做，甚至那个出言指摘之人，也只是在试探胥鼎的态度罢了。

按照规矩，缙山防御判官没这个权力，就算授意这判官行事的是左右司或者录事司等强有力的皇帝侧近机构，也不成。但在大周朝，无论皇帝怎么尊重胥鼎，也无论制度怎么逐渐完善；有一种情况一旦发生，什么都得让路。

这情况就是，这几日发生的一切属于军事行动的前奏。

皇帝还真是好斗！

皇帝放出的消息是真的，大周的注意力即将转向；而转向之前，皇帝希望用一场真正的大战将蒙古人摧毁！

胥鼎往后仰了仰，让自己的后背略微靠近厅堂后方的横向走廊。从阴凉处穿堂而过的威风让他感觉舒服了很多。

此前都元帅府忽然密集传出许多关于高丽，乃至关于削减北疆驻军，转向海上的消息时，以胥鼎为首的文吏们全然是懵的。

这些消息是真是假？假的话，我们该怎么配合，真的话，又为什么没有向政务体系的通报？高丽方面那么大变动，难道政务体系没资格参与其间？难道皇帝对文吏们有什么不满？

有人私下里问胥鼎，胥鼎自己也有很多疑问。他想去当面问问皇帝，却怕自己过于急躁，有失宰执的风度，也显得皇帝和宰执间缺乏默契。

这会儿军队下属的小官儿开始大张旗鼓地抓捕奸细，甚至当街杀人，大兴府的下属官员们俱都不满，胥鼎反倒想明白了。

他知道皇帝为什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也知道皇帝为什么通过都元帅府的军队体系将这个决定急速推进，却到现在还没有正式通报两位丞相。

因为去往海上、向高丽或者日本伸手的决定，是皇帝与军队妥协的结果，而非皇帝本人的主动决策。乃至正在紧锣密鼓展开的诱敌、即将爆发的战争也是一样。

大周的军队规模庞大，又牵扯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就会生出利益诉求。皇帝再怎么威望崇高、令行禁止，皇帝所控制的监察机构再怎么厉害，他也不可能像是对着数十数百人那样，以一人之力强行板着巨兽的辔头，将军队往不愿意的方向硬拧。

正在进行的邀战，其实是一步步利益交换和平衡的结果。

皇帝压制了许多武人与南朝宋国开战的愿望，就得给武人们提供一个攫取利益的新方向。

南方的武人们既然获得了新的利益来源，北疆的武人没理由干看着吃不着。

北疆的武人们有了吃肉的盼头，可北面的威胁怎么办？要想放心地捞好处，武人就先得拿出狠劲在北疆打一场大仗。这一仗不打到蒙古人筋断骨折，武人们就根本不可能从草原脱身！

前后小半年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情大体就是这么个过程。

军事上的进退攻守，胥鼎一点也不懂。可一个大势力顶端的战略层面，其实文事武备大抵相通。其关键点在于，任何看似出于某位领袖人物雄才伟略的决断，说到底都是内部外部诸多因素互相影响，推导出来不得不尔的结果。

对此，胥鼎甚至觉得有趣。

当年郭宁在中都城里毫无顾忌地肆意妄为，老丞相徒单镒再怎么深谋远虑也制不住他。如今郭宁做到了皇帝的位置上，自家也不得不受大势所推，不能再由着性子想一出是一出了。

对此，可能皇帝自己都没有清晰地感觉出来，但他骨子里，或许有一点点的不快吧。

所以明明是干系极其重大的大政，需要满朝紧密配合、全力应对，皇帝却下意识地将之压到了都元帅府里解决的层面，不急着动引动整个朝廷。

好在新朝肇建，正是人才辈出的时候，皇帝手底下的左右司、录事司里聪明人很多。他们没有直接去越俎代庖，而把具体办事的责任推给了凶名赫赫的缙山防御判官。

身在局外的胥鼎也看得很明白，于是中都城里被公然杀死的蒙古奸细，正好成为当朝右丞相发挥大兴府尹的权限，去都元帅府查问的由头。

文武两厢如此心照不宣的配合，又显得大周朝自有其独到的运行规律，绝非外界眼中的草台班子了。

阴凉的风吹着，让胥鼎的心情很放松，前几天的忧虑被一扫而空。

“备马，我去一次都元帅府。”

胥鼎吩咐了一句，侍从忙去准备。他起身往外走，又对部下们道：“都打起精神来，要打大仗了！”

有个部下见胥鼎脸色和缓，半开玩笑地应了句：“多大的仗？规模比上次皇帝带人杀到漠南，还要大么？

胥鼎脚步微微一顿，随即出了门。

恐怕规模要大得多了。

与大周皇帝相比，成吉思汗受下面诸多部族的影响，只会更大。而诸多部落首领在草原上忍耐了许久，恐怕也比大周各级将校要暴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