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威逼利诱措施并没有解决流民的根本问题，只能算是权宜之策。明中晚期，因为灾眚频繁、催科无序，数年之逋，取盈一时，流民依然有增无减，甚至酿成大规模的流民起义，严重动摇了明朝的统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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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民的地域流向来讲，其主要趋势是由地少人多的狭乡向人稀地广的宽乡流；从腹内向塞外流；从土地瘠薄的地区向肥沃的地区流；从租赋较重的平原向租赋较轻或尚无租赋的山区流。人口的地域流动，在经济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可以缓解腹内、平原地区的人口压力，促进边疆和山区的开发。

特别是相当一部分流民找到了土地之外的谋生手段，对当地社会经济结构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中间，流民向山区的迁徙和对山区的开发尤其值得研究。

流民向山区聚集，归因于山区地旷人稀、统治力量薄弱，即所谓地土可耕、柴草甚便，既不纳粮、又不当差。以荆襄山区为例，至成化七年，已屯聚流民９３８０００余人，成为全国最大的流民聚居区。南赣山区、闽浙山区也倍受流民青睐。

流民向山区的迁徙，加强了山区与外界的联系。山区交通闭塞、开发较晚、人丁稀疏、经济落后。流民徙入后山区人口密度明显上升，人口分布由河谷盆地向山地、由海拔较低地区向较高地区延伸，为山区经济开发提供了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源。流民多来自生产力水平、社会经济关系、教育文化水平等比较先进的地区，如荆襄流民主要来自南北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江西、四川、湖广等地，南赣流民则多是江西平原、福建、粤北的破产百姓，他们带去的不仅仅是劳动力，先进的耕作工具技术经验、文化生活模式等也伴随山门大开也一并涌入，推动了山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另外，封建政府为了加强对流民的管理控制，在其聚居区增设行政区划，修筑道路。如明政府曾在荆襄地区增设郧阳一府并竹溪等七县。以郧阳为中心，开辟三条驿道，分抵西安、南阳、汉中，这在客观上也密切了山区与外界的联系。

流民的汇聚加速了山区的综合开发。流民入山后或结聚屯耕，或单独营生，或依附土著充当承佃户。他们辛勤劳作，开荒辟地，使山区垦植面积倍增，仅勋西一地迄成化十三年就已新辟耕地１４３００多顷。耕地面积的增加促使粮食作物的发展，明中叶勋西地区其谷产较胜洵阳、山阳诸邑。抵明末，这里已是山坞之中，居庐相望，沿流稻畦，高下鳞次，不似山陕间矣。

明中叶以后湖广地区经济迅猛崛起，成为湖广熟天下足的全国重要粮食供应地，其重要原因就是流民的大量汇入。对山区的深入开发，不仅改变了当地的种植结构，而且推动了山区多种经营的发展。流民们以山区丰富的矿产资源，森林及其他野生植物资源为依托，因地制宜，相继开辟茶园，种植生漆、油桐、蓝靛等经济作物，采集培育菌种、药材，有的则从子矿业开发。汉中山区成化年间以来，各省逃移人民，聚集栽植茶株数多…户口日繁，茶园加增不知几处。

南赣山区流民则搬运谷石，砍伐树木及种靛栽杉、烧炭等项，所在有之。尤其是蓝靛的种植，成化弘治时期自闽汀传至泰和县，正德后推广至南赣地区，此后直至明末，该地区成为靛蓝的主要生产基地。

至于矿业生产也十分发达，正统时浙江庆元人叶宗留在浙闽山区招募流民开矿大作，官不能禁。荆襄流民也以窃矿聚，巡矿官吏莫敢谁何。广东韶惠地区无主官山产生铁矿，先年节被本土射利奸民号山主矿主名邑，招引福建上杭等县无籍流徒，每年于秋收之际，纠集凶徒百千成群，越境前来分布各处山岗创寮住扎，每山起炉，少则五六座，多则一二十座，每炉聚集二三百人，在山掘矿，煽铁取利。

流民数量的增多，新的经济活动的出现，带动了山区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从事生漆、茶叶、桐油、药材等农副产品的再加工和贩运的人逐渐增多，在山区、平原交接地带，工商业市镇已零星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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