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炜颤抖着伸出手,打开那份奏章,只见上面用自己的口气,以《兴都志》总裁的身份,弹劾副总裁张居正态度不端,对差事多有轻慢,还用一些隐晦的语言,借古讽今,表达对皇帝过分抬举亲生爹娘,却对张太后过于轻慢的不满……当然一封好的诬告信,绝不能通篇虚构,必然要结合三分事实,才能让那七分假话逼真。严世蕃显然早就盯上张居正了,从其撰写的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中,找出了破绽——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夸赞嘉靖皇帝仁孝,并论证任何一个孝顺的儿子,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做同样的选择,皇帝也不例外。按说是深慰帝心,嘉靖当时看了还龙颜大悦,爽得不能自已呢。
但严世蕃还是从中找到了攻击点——张居正在论证时,举了北宋英宗的例子,还提到了‘濮议’两个字……宋英宗名叫赵曙,原名宗实,是宋真宗之弟商王赵元份的孙子……真宗是宋朝第三代皇帝,其继承人是仁宗,也就是赵曙的堂叔。按说赵曙这个宗子本与皇位无缘,但仁宗无子,皇位便落到他身上,其命运与嘉靖何其相似?
而且这两位便宜皇帝的姓格,还几位类似,都非常的聪明,且无比的固执,为了同一件事与大臣发生猛烈的冲突——那就是近乎偏执地恪守孝道,登基不久,便各自演出了一场震惊朝野、旷曰持久的追赠生父名分的闹剧。
嘉靖朝的不消分说,轰轰烈烈的‘大礼议’注定载入史册,英宗赵曙也不甘示弱,‘濮议之争’持续终生,且已经写进了史书……仁宗去世后,英宗即位,朝廷开始讨论英宗生父濮王的称号问题,当时仁宗逝世已有十四个月,但英宗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也就是待到满二十四个月再说,这并不是为表示对仁宗的尊敬,而是英宗为了减少追封时的阻力而出的缓兵之计。
当时以王珪为首的两制认为,英宗继承仁宗的皇位,应称生父濮王为皇伯,而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迎合上意,认为英宗应称其为皇考,他们还请求英宗将两种方案,都提交百官讨论。
当时英宗和他的宰相们认为,大臣中一定会有人迎合他们的主张,谁知情况恰恰相反,百官对此反应极其强烈,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的提案。但英宗已经蓄谋已久,怎会改弦更张?便想施加压力,让百官改变看法。但因为宋朝没有廷杖,而且皇帝不能杀士大夫,所以英宗感到很吃力,压力很大。
偏偏这时候仁宗皇帝的原配曹太后听说消息,亲自起草了诏书,严厉指责韩琦、欧阳修等人,认为英宗能即位,因为他是过继给仁宗的养子,不能再称濮王为父,所谓皇考也就无从谈起,一下子盖棺定论。
英宗的认爹之路仿佛再无希望。
见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英宗不得不暂缓讨论此事,但他并没有放弃。恰恰相反,经过那么长时间的争论,他已经认识到,要想取得胜利,只有争取太后改变态度,釜底抽薪,才能给两制和百官以致命一击!最后竟使出了匪夷所思的一招——他预先让欧阳修写好了‘议定濮王称皇考’的诏书,藏在身上,然后请曹太后吃饭,席间痛哭流涕,表示自己已经意识到了错误,愿意痛改前非,不再强求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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