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将浆染工序包给芜湖，哪怕算上往返路费，也比自己来做，节省三成本钱。苏松商人大为意动，但他们不敢擅自行动，由棉纺行会写信给燕京的沈默请示，结果很快得到回信曰：‘分工协作乃技术进步之先决，术有专攻方能精益求精，可将浆染工序转包芜湖，但必须妥善安置原有工人。’

得到批示后，苏州棉纺商会便和芜湖浆染总局谈判。因为阮弼抱着极大的诚意，进行的非常顺利，而且能得到一大批技术工人，他更是求之不得。于是双方签订合约，苏松棉纺行会旗下三分之一的工场所织布匹，交由芜湖浆染行会分包浆染。

结果当年那三分之一外包浆染的工场就尝到了甜头，不仅成本降了一大截，而且因为产品质量大大提高，一时畅销全国，供不应求。剩下三分之二的织布工场被挤兑的坐不住了，产品再滞销下去，就要关门大吉了。

虽然知道把浆染全都交给徽商，可能会使自己变被动，但苏松棉纺商会访遍全国，也找不到第二个哪怕水平接近的地方了。后来又不惜血本，想要学到这套技术，但越是了解就越是气馁，因为从选料到上色，各个工序中都有数不清的独特工艺。这是芜湖印染业上百年的积累，尤其是这些年生产‘赫蹄’，使他们在染色行业摸索的越来越深，已到了外人无法触及的高度。

最终苏松棉纺也只能放弃另寻他路，将所有的布匹交付芜湖浆染，而且通过便利的交通，满载着布匹货船朝发夕至，既不耽误时间，也不费多少运输成本。

数年合作下来，芜湖的棉布浆染行业已经超过原本的染纸业，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而芜湖这座城市，也因此焕发出勃勃生机，获得了‘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的美名，成为江北的经济次中心。

阮弼的地位自然水涨船高，不仅成为芜湖地面上说一不二的大人物，也被推举为徽商商会的会长。事业发达后的阮弼，愈发乐善好施，仗义疏财。尤其在抗倭战争中，贡献尤为突出。

首先是率众抗倭。嘉靖三十四年，一股倭寇从浙江杀入徽州，又从徽州北上迫近芜湖。芜湖没有城池，守土者束手无策，官兵们争相逃窜。年已五十四岁的阮弼站了出来，以他的崇高的声望，倡行会少年强有力者，合土著丁壮数千人，成立了保乡团，并对天发誓力抗倭寇。凶悍的倭寇看到没有城池的芜湖商民如此众志成城，只好绕道而走，没敢搔扰芜湖。

第二是捐修道路。倭寇从芜湖逃离后，刘显奉命率军追击，结果因为当时芜湖至南陵数十里，竟是艰险而又多泥沼的道路，让刘显的部队吃尽了苦头，等到赶赴南陵时，已是强弩之末，结果吃了败仗。这之后，官府想修路而无钱，阮弼再次挺身而出，捐出重金，并倡议芜湖‘诸贾’解囊相助。很快，一条以砖石铺砌的平整大道从此将芜湖和南陵连结起来。

第三件是倡筑城垣。倭寇撤退之后，芜湖官民恢复城垣的强烈要求，终于被朝廷批准。但筑城之费从哪里来？官府找到阮弼，请他‘扶义倡众’，阮弼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个人捐出百万两白银。在他的倡导下，芜湖商贾纷纷解囊，捐出重金，使工程顺利进展，直到去岁，芜湖城垣已经如期告成、城完而坚，被验收的工部官员，誉为‘百城之冠’！

为了表彰阮弼的功勋，朝廷一是对他赐级为正三品的嘉议大夫，而是将芜湖西门城楼命名为‘弼赋门’，以示表彰。自此，阮弼之名声震寰宇，成为全国闻名的‘义贾’。

不过这些年，老人家已经不常出来走动，商会那边也已经放权，但对行业的动态脉搏，仍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他早发现产能提升遇到了麻烦，这次的麻烦在于染料方面。要想给布上色，大量的染料必不可少，其中最最重要和主要的，就是靛蓝了，因为它是各种蓝布、青布、黑布的主要染料；靛蓝经过处理又可成为靛白，几乎所有的颜色都少不了这种染料打底。

所以随着染布量的节节攀升，对靛蓝的需求也随之激增，但靛蓝的供应量却难以保证所需，短缺又导致其价格暴增，严重影响了行业的利润空间。

而且阮弼还打听到，苏州研究院已经搞出了一套水车纺纱机，据说可以将纺纱速度提高十倍，虽然这不会带来布匹产能的同比增长，但芜湖的浆染业也要未雨绸缪，先把本身的瓶颈解决了，宁可自己等别人提升，不能让别人等，这是阮弼一直奉行的准则。

于是徽商们开始全国范围寻找靛蓝产地。说起来这并不是什么稀罕东西，古籍中曰：‘凡蓝五种、皆可为靛’，意思是，蓼蓝、菘蓝、木蓝、马蓝、苋蓝、等五种植物，都可以提取靛蓝，但苋蓝是古书上的东西，大家谁也找不到，蓼蓝、菘蓝产自北方，先天产量就低，加之这些年，北方连年大旱，产量更是可以忽略不计。

剩下的木蓝和马蓝，都产自福建那边，乃是现在的主要原料产地，也正是闽商们坐地抬价，才逼得徽商们不得不四处寻找新的货源。结果看似普通寻常的东西，却真把阮弼他们给难住了。

这次沈默命人知会说，已经帮他们解决了难题，本来只想让现任的浆染总局祭酒韦鸣前来一晤。却不想这位老人家也千里迢迢赶过来，沈默喜出望外之余，也感到了他对此行深深的期许。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