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中华帝国政府成立儒教基金会，由帝国政府专项拨款，用于支持帝国的传教士们到全世界传播儒教学术，弘扬中华帝国的威名。

有了国家资金的帮助，帝国的儒教传教士队伍迅速膨胀，先挤兑欧洲在华的传教士，然后再走出国门，开始大规模的向西方思想界入侵。

事实上，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

早在前朝明，欧洲的耶稣会士历经千辛，沟通中西文化，把明朝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理学，用轮船运往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创立古典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100年来，西方列强用“西方中心论”的文化霸权主义，在中国人当中培植起一种殖民地的文化心理，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看不起也不愿看的“妄自菲薄”。它已经成为中国人心灵上一付沉重的精神枷锁，在世界文明之林中，一直挺不直自己民族文化的脊梁。

邓浩楠深知，现在不仅仅是战争决定东西方的谁来主导世界，没有硝烟的思想文化战争同样重要。如果中华帝国在思想战争上也胜利了，那么一切将会改变。欧洲人会鄙视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狂热的崇拜中国文化。

邓浩楠希望这一切变成事实，他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有机会改变这个世界，改变中国人的命运，那么就要改的彻底些。

神武十三年，邓浩楠批准了内阁提交的关于在欧洲各国建立孔子学院的计划。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没多久，欧洲各国都急于恢复本国经济。而中华帝国的强大是毋庸置疑的，他们需要得到来自中华帝国的经济援助和低息贷款来振兴本国经济，因此各国政府都欢迎中华帝国的教育者们（传教士）到他们国家建立孔子学院，进行学术交流。

第一座欧洲孔子学院在法国巴黎市中心塞纳河中心圣路易岛上，规模庞大，气势恢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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