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知州的朝官，王祐是有资格直接向刘皇帝奏的，于是就此事的情况，向东京递了一份奏表，谈及他对此事的看法。

然后，得悉此事的刘皇帝大怒，可以想见，定安县之事，绝非个例，全国县邑千，什么幺蛾子都可能出。

于是诏令中央及地方诸司，就此类情况进行一次清查，结果显而易见，像定安令这样的“聪明人”，还是不少的，并且由此爆出了好几例贪腐案件，牵涉其中州级官吏就有十几余名。

震怒的刘皇帝，又直接干预司法了，全部处死，因为这样性质的案件，不只是贪腐问题，还涉及道欺瞒朝廷，无视中枢权威。

让刘皇帝忿忿不平的是，征发徭役，基础建设，乃为利国惠民，朝廷甚至由此在制度与地方以支持，每曾想到，反而成了一部分贪官奸吏中饱私囊的便利。

也再度让刘皇帝觉得，要治理好国家，要当个好皇帝，实在太不容易了，越发感觉，治国的过程，就是自己与全国官吏斗智斗力的过程。

这个事件的后续，则是在各地工程的启动设置了一定的限制，需要提前报，并由级官府进行检查监督。该修的还得修，该建的还得建，不能因噎废食，只是刘皇帝心中有谱，不要期望永远不出问题，这世总不缺“聪明人”，也不少让人钻的空子......

而在此冬，王祐是以邠州官府的名义，下达征发命令，在新平、定安、襄乐、宜禄几县，开挖沟渠，兴建池塘水库，显然是为了干旱做预防。

在西北地区，水是尤其重要的资源，在乡野，每年也不乏为灌溉的水源而争抢、斗殴、伤人的事件。因此，既有官府的命令，又有开渠的诱惑，再加王祐积攒的名望，邠州百姓的大多踊跃响应，严寒并不能阻止他们的热情。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支千人的队伍，冒着风寒，顺着那坎坷不平的道路，沿旧邠宁道，踽踽北。

因为国家的政治、经济重心都关东，并渐移东南，朝廷在交通的改善又把主要精力放在水道，陆道的情况，一直都不算好。直道、驰道的铺设，也就中原地区比较完善，再加主要的驿道、官道得到了足够的修建，至于其他旱道，现状不能用恶劣来形容，但也谈不发达，就北方而言，越往西北，这种情况越明显。

因此，路过邠州的这支队伍，走得很辛苦，气氛也压抑。这支北行的队伍，不是商队，在大汉还没人有实力能组织起一次千人的商队，也不像流民，车辆甚多，家私甚多，马、驼牲畜也不少，整个看起来，倒像一支游牧的部族。

当然，这只是表象，前有向导，中有巡骑，后有官差，队伍中的人，大多操着南音，一个个面沉入水，苦大仇深，流露出一种压抑着的怨恨的气质。

没错，这支队伍，就是自东南外迁的其中一部分的地方豪强的。在没得选的情况下，迁往湖南，算是最让容易接受的，但不是所有人都有那个幸运，而北迁的人，则可以用劫难来形容了。

被强制着，变卖家产，离开安逸富庶的东南宝地，而远迈数千里，几乎横穿国境，迁到苦寒之地的西北，换作任何人，都会愤怒、怨恨，这种情绪，随着这一路的千辛万苦，已然在这支队伍中蔓延开来了。

也察觉到了这种情绪，负责随行北迁的官吏、兵卒、差役，近来都小心了些，加紧了看管。事实，不只是被迁的豪强，就是负责这项差事的官兵，也多疲敝了，都期待着尽快抵达目的地，好解放。

他们这支队伍，自京口登船，一路沿水道北，经淮河入黄河，而后西进，至陕州境内后，弃舟登岸。因为基本都是举家迁徙，家私辎重极多，一路走走停停，效率尤其低下，抵达邠州，前后已经过去四个多月了。

这一路走来，也是历尽千辛万苦了，然而，寒冬之下，这漫漫长途，似乎还望不到尽头，令人有些绝望。

因此，哪怕得知过了邠州，就将抵达终点庆州时，除了随行的官兵差役之外，也没有人露出什么喜悦的情绪，大多麻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