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昆明也用不着买船票,他们在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亲戚,”树生怀疑地说,“不晓得他们到哪儿去了?”
“老太太是这样说的,”方太太说,“不过我想他们到昆明去的成份居多。他们搬走以前,差不多把东西都卖光了,就在这个门口摆地摊卖了的。啊,汪太太,你坐了半天,我还没有倒茶,”她抱歉似地说,就站起来,走向一个茶几,那里放着热水瓶、茶壶和茶杯。
“方太太,你不要客气,我不渴,”树生连忙欠身阻止道。“我请问你,你知道我们文宣临死的情形吗?他现在葬在哪里?”
“汪太太,你不要难过,你歇歇,先吃杯茶罢,”方太太温和地说,端了一杯茶放在树生的面前。
“谢谢你,请你告诉我他临死的情形。我在兰州还以为他的病渐渐好起来了。他每封信都说他身体不坏。请你告诉我,我不怕,你说真话罢。”
“其实我不晓得。我实在不晓得。汪先生生病的时候我只去看过老太太一次。我只晓得他声音哑了,睡了不到两个多月就死了。我那次看见他睡在床上,说不出话,瘦得可怜——”方太太用了一种类似悒郁的声调说。
“他葬在哪儿?我要去看他!”树生忘了一切地打岔道。她感到一阵剧烈的心痛,她后悔,她真想立刻就到他的墓地去。
“我不晓得。我听说汪先生临死身边并没有什么钱,尸首搁在房里,什么东西都没有预备。也亏得老太太,她跑了两个整天,才弄到一点钱,买了棺材装好抬出去葬了。我不晓得汪先生葬在哪儿。我问过老太太,她也不说。老太太也真苦,这两个多月她瘦得多,头发全白了,”方太太一面说,一面用同情的眼光看她。
树生一边听,一边咬嘴唇。她的鼻头酸痛,悔恨的情感扭绞着她的心。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她还竭力控制自己。“那么隔壁邻舍总有人知道他葬在哪里罢?他不能够就这样失踪的。公司里一定有人知道,至少钟先生总晓得,”她象同谁争论般地说。她不知道钟老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这儿的人都不晓得。棺材是大清早抬出去的。没有人跟去送葬。老太太也没有通知我们。不过汪先生公司里总有人晓得,”方太太好心地说,她很愿意给这位客人帮忙,可是自己也知道没有办法。
“我明天到公司去打听明白,”树生失望地说。她埋下头用手帕揩泪痕。她又问:“老太太他们哪天搬出去的?”
“我记得是十二。她头天搬走,我们第二天粉刷墙壁,第四天就搬进来。楼下那一间,我们先生拿来做会客、办公、讲生意用。啊,汪太太,还没有问你住在哪儿?”方太太关心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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