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月望日这一天的朝会上,沈哲子果然不负众望,提出了一个“不循不隐,事断于公”的口号。
不徇私舞弊,不为尊者隐晦,一切事务惟求公堂昭然,这在后世看来,或是一种无需申辩的政治正确,哪怕在具体执行中总要打一折扣,但在意识形态中的正确性却是无可置疑。
但在当下这个时代,尤其是在两汉以来豪强不断做大、已经演化成为门阀执政成熟体的东晋政局中,这一政治口号绝对具有着振聋发聩的震撼力。
中兴以来,行政执法向来遵从一个循礼循情的主旨,大多数时候,情甚至还要在礼之前。比如王导的宽以待人,网漏吞舟,不以苛法待士。甚至就连庾亮这个所谓刑名执政,其酷厉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对宗室和政敌、尤其是方镇力量的制约和打压,真正于律法上的创建其实缺缺。
包括在真实历史上,桓温担任荆州刺史,属官受刑,棍棒只从官服擦过,其子桓歆笑讥棍棒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桓温却是叹言犹患其重。所谓慈不掌兵,甚至就连桓温这样手握重兵的分陕方伯,都要以简刑为美!
人性中的恶向来都是纵容出来的,没有天生的坏种,小及怀抱婴儿,一旦骄纵成性,待到长成有了更大的作恶能力,都是不可收拾。
其实从沈哲子的立场而言,依法治国也不是要打造一个承平且井然有序的世道,当他成为真正的掌权者,思考问题自然要从整个国家的体量而出发,所关注的重点也不是具体人事感受,而是因为这是一种最简便可行、节约成本同时又免于争执的治国策略。
此前的沈哲子,不是没有想过借鉴北周、隋、唐一系的帝国形成,以自己出身的沈家为中心,联合时局中真正有进望前瞻的门户人家,甩开臃肿的门阀体系,从而打造一个类似关陇门阀的军政集合体。
在进行这些考量的时候,沈哲子还是落入了流于表面的经验论,忽略了他与宇文泰处境的不同。
宇文泰出身鲜卑,其所立足的基础北魏也是一个胡人政权,虽然北魏也进行了相对比较彻底的汉化,但在真正的政治制度上面相较于东晋时局还是要粗犷原始得多。
尤其在宇文泰之前,尔朱荣所发动的河阴之变又将大量北魏上层政治精英屠戮殆尽,立此残基之上的宇文泰天然便少了许多掣肘,改革的空间要大得多,也因此走出了一条汉胡融合的新道路,奠定了隋唐盛世的基础。
可是沈哲子面对的状况不一样,他所立身的东晋朝局那种内部的咬合与羁绊实在太多了,虽然过去这些年他也从久有的体系中汲取出大量养分以供自身壮大,但是这一次江东动荡,颍川庾氏的加入可以说是宣告了沈哲子这种尝试的破产。
沈哲子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年轻,他也并不认为凭自己一己尝试便能一次性的穿透、终结这长达数百年的南北分裂大乱世,所以尽管在这条道路上有所尝试,但也从未将之当作唯一目标。既然此路不通,那就再换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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