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徙戎论》所言诸多,其中尤以关中受害最深,在久受兵祸虐害的过程中,不乏时人深痛如此安邦国策不能执行,以至于天府、黄泉混淆于一,因此对江统其人也多有追缅怀念。
江虨得于贤父旧誉的加持,本身又有行台作为坚强后盾,常年专事此类事务,因此很快便在关中时流群体中营造起了不小的威望。
但凡有所得,必有所舍。对这些关中人而言,江虨自是和蔼可亲,令人信服。那么另一个李充则就实在面目可憎,刻薄寡恩。
因为随后的封锢令便是由李充颁布且施行,并且一俟公布出来,便表现出一种酷烈执法的姿态。其人调遣长安驻军近万,亲自下场带领军队驱逐长安周边山野泽塘附近的游食并乡户,短短旬日之内,违禁受监者便达于数千之众。
而整个京兆局面,也因此变得风声鹤唳、几至道路以目。要知道关中久乱经年,垦桑之数本就不足,生民若想得于足够谋生物资,樵采渔猎是非常重要的谋生手段。特别一些乡户坞壁为了能够达到坚守目的,往往也要选择依山傍水所在。
封锢令的颁行,可以说直接将关中民众赖以生存的资源砍掉一大块。所以这些关中民众如何反应,便也可想而知。
为了配合封锢令的执行,驻于关中的王师也将戒备等级提到最高,郭诵亲自作为李充的副手,大量游骑斥候遣散于郊野,生民凡有异常集聚的民变趋势,俱都第一时间予以镇压。
这也多多得益于王师西征过程中的强势,许多京兆乡豪坞壁被摧毁,部曲多离散,即便是再作乡势串联,又怎么可能比得上王师迅敏的动员力度和反应速度。
眼见通过民变的手段不能阻止行台这项政令的实施,许多乡士便结伴前来长安请愿,痛陈关中乡情特殊,一旦山水封锢,生民必将贫困潦倒至死。
而这些请愿也谈不上是什么私谋,因为的确是道出了关中一部分实情。关中乡情久来如此,一时间强令如此大规模的改变,骚乱是无可避免的。
可是就算对于这些请愿的人,李充同样也不客气,规模但凡超过百人,不问请愿内容为何,直接擒拿监押。
这些乡士们各有民望在身,一旦他们不能集结聚拢成势,单纯靠乡民们自发的组织,即便有些骚乱,但也不足糜烂成为大的动荡。
而且酷烈执法之外,李充也在推动编户的制度实施。关中制度已成废墟,郡县境域都模糊不清,因此在惯常的思路之中,想要尽快恢复秩序,则就必须要仰仗地方乡户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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