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是直接把矛头指向我们梦工厂了，以他的身份地位，这种指控带来的压力可不小。

我们是不是要针对性的做点什么？”

陈景行笑着摇了摇头，双臂环抱，感慨道：“没必要，他已经输了，你说是不是所有文人，或者说文艺工作者做久了都会这样？”

郑红有些不解：“什么样？”

“高高在上。”

“高高在上？”

陈景行叹了口气：“就是这篇文章的风格。”

他此刻甚至觉得自己有些胜之不武了。

一个在业内地位极高，人脉极广的资深制片人，在郑红眼中，甚至在很多业内人士眼中他的话是有巨大分量的。

不少之前不敢发声的人也像是等来了什么机会，通过转发朱文久的话找到了表态的底气和靠山，像是找到了什么金科玉律。

但陈景行只觉的可笑，甚至有些可悲。

就像是中间划出了一条鸿沟，文艺创作者和观众之间，和普通民众之间相隔之遥远已经失去了彼此理解甚至彼此对话的能力。

像是两个世界的人。

朱文久这样的资深文艺工作者在键盘上打出这篇文章应该是抱着痛心疾首的心情的，抱着真诚对话的想法的，抱着文明交流的态度的，用词也很恳切。

就像他们私下里或者在朋友圈里发的文章一样。

可他们的思想和文字已经完全失去了与民众对话的能力。

哪怕用的是同一种语言和文字。

“我和很多文艺工作者这些年的努力就是为了让国人能看到更多样化，更现代化，更进步的影视作品……”

“让前后几代电影人二十多年的启蒙毁于一旦……”

“让观众重新失去独立思考和对人文意象的感知能力……”

这种话他们能向呼吸一样自然的打出来，说出来。

这让陈景行想起了前世位面财新周刊的编辑高昱写下了一段颇为伤感的话——“站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敢僭越地说一句，过去三十年所有启蒙的努力，失败了。”

真的有人把自己当成了牧羊人，当成了导师，当成了俯瞰失乐园的上帝。

启蒙运动当然是有的，是17世纪及18世纪于欧洲发生的哲学及文化运动。

但那是马后炮的总结，没有一位大师会说自己是在启蒙迷失的羊群，那是教皇在神权的加持下才能说的话。

而现在，就有无数的还活着的知识分子敢于堂而皇之的如此自然的说出这种话。

他甚至不觉得自己的话有问题。

甚至还觉的自己是在理性的和“被启蒙”的人群对话。

有使命感不是坏事，但这种高高在上的位置已经内化到了大脑深处的情况还是时不时会让他感到震撼和不解。

用这种态度去尝试对话的结果就是除了反作用不会有任何其他作用。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共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