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临走时还埋怨我:你说那么一句干什么啊!……从此,我与父亲天各一方,每隔多年才能同时与家人团圆,仅两个星期。并且,通信也少。因为父亲只不过在“扫盲”运动中识过不多的字,我的信他若不请人读,自己是看不明了的。而父亲又必亲笔回信,仅一页纸而已,字体大且歪歪扭扭,夹杂着错别字。这使我每次给父亲写信,难免的总是犹豫不决。
1971年,也是春节前,我从兵团回哈尔滨探家。那个冬季多雪而寒冷。父亲原本是准备与我同时探家的,却没成行--他在家信中写的原因是:“建设任务紧张,请不下假来。”
自从1963年我与父亲一别,我们父子二人已8年没见过面了。
母亲在8年中苍老成一个老太婆了。
母亲告诉我--父亲从四川寄回了一斤茶叶,信上说是花8元钱买的头季芽茶,要我在春节前按地址送给某人。那一年我已22岁,还没饮过一口茶水呢。父亲每月最多才能往家里寄40元,自己又节俭得要命,都舍不得花几分钱买食堂的菜吃,一块腐乳下三天的饭,却居然用8元钱买一斤茶,千里迢迢地寄回来送人,我想父亲一定是欠了对方极大的人情。
某天我就去替父亲送茶。哥哥疯着,母亲关节炎很重,三弟也下乡了,四弟小妹没办过重要之事,那一斤珍贵的茶只有我去送了。在当年的哈尔滨,整整一斤四川的好茶,确乎算得上珍贵了。
地址是“动力之乡”的一处工人居住区。“动力之乡”在郊区,我家离那儿有三十多里,且交通不便。当年是没有什么出租车的。
我先乘公共汽车到了郊区某站,下车后开始步行。由于那一段公路来往车辆少,一尺多深的积雪尚未被压平。我一脚一个雪坑走了二十来里,才终于到达“动力之乡”。在那一带,样式一律的平房和楼群左一片右一片,此片彼片相距挺远。父亲寄给家中的地址上仅写了第几工人宿舍区第几排第几号,而那是根本不能将茶送到的。因为当年的“动力之乡”,是由三个大厂组成的。每个厂又分干部宿舍区和工人宿舍区;多数干部住楼房,多数工人住平房。这些父亲都没写清楚,我忽东忽西奔走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打听出个结果,最后只有气喘吁吁、万般无奈地站立在冰天雪地之中,望楼群而沮丧,望一排排平房而无奈。
我回到家时天已黑了。我将一斤好茶丢在公共汽车上了。
当母亲听我说非但没将茶送到,还将茶丢了,眼神呆呆地望着我,整个人被定身法定住了似的。
许久,母亲才缓过神来,惴惴不安地说:这可咋办?这可咋办?我猜你爸肯定是遭遇到了特别为难的事,急着求人帮忙化解,不然会舍得花八元钱买一斤茶送人?你知道的,你爸他可是万事不求人的性格啊!这可咋办?儿子这可咋办啊?由谁写信告诉你爸实情呢?咱们总不该撒谎骗他吧?……父亲的性格我当然清楚。母亲的猜想也正是我的猜想。当然告诉父亲实情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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