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圣该怎么封？如何封？谁能封？

这个问题，其实不该李素亲自来说，也不该刘备来下诏，应该刘备留给儿子辈甚至孙子辈。

因为李素给他的建议，就是“盖棺定论，确保后人来封，生前不要下判断”。

……

对于李素的前两方面大而化之的建议、提出的努力方向，刘备觉得很对。

对于第三个方面的建议，刘备乍一听有点不理解。他误以为李素这是在谦虚，不好意思请求给本人封圣，所以才说留给后人。刘备便开诚布公地打断他：

“贤弟这是疑虑朕不成？本朝若要另封新圣，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李素也不藏着掖着：“臣并非担心毛遂自荐，而是认为，此前两汉的教训，已经充分说明封圣这事儿，操作得不好，容易被人利用。

光武中兴，不过百余年便分崩离析，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我们也可以判定，光武的子孙们，在封圣问题上处理得不如先汉诸君好。”

刘备摸了摸胡子：“愿闻其详。”

李素就大致说了一遍，里面有些内容刘备这些年勤于学习，已经有所了解了，但李素还是全面阐述，以免遗漏。

这事儿其实需要从后人一贯的一个误区说起：

在很多后代人眼里，甚至包括在东汉末年很多儒生眼里，都觉得自从汉朝“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就是圣人了。

但这其实大谬不然。

先不说后世历史课本上，说汉武帝听了董仲舒、就“独尊儒术”，这本身就是一个误解，汉武帝只是重用了儒术，没有到独尊的程度。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句话确实是董仲舒说的，也是他的建议。但建议也就只是建议，皇帝可以不接受，就算接受，也要考虑一个接受的时间表、程度深浅，不是一蹴而就的。

一直到汉昭帝、宣帝时，依然反复过“我汉家自有成法，王霸道杂之”，法家和那些儒家贤良文学，还是反复斗争过的。

基本上到了汉宣帝，因为汉宣帝上台过程中，借助了“公孙病已立”的祥瑞图谶，天人感应神神叨叨那派愈发得势了，才算是真正“独尊”。

可即使到了“独尊”成为事实后，孔子也依然还没有到最高圣人的地位——西汉后期，乃至一直到整个新莽、还有东汉明章二帝，儒家最推崇的圣人，始终是“周公”，孔子只是一个解释周公、推广阐述周公的存在。

换言之，就好比孔门弟子是著述推广了孔子的学说，他们自己地位并不高。

而孔子本人活着的时候，他也自认为自己是“述而不著”，他也没有自己的观点，是在推广周公的善政、克己复礼。

“复礼”可不等于“造礼”，孔子说得明明白白，造是周公造的，他最多就是个“复”。

那么，孔子后来又怎么就成了越过周公、或者至少是跟周公并列的圣人了呢？这就是东汉初期，皇帝在意识形态造圣上犯的一个错误。

当然，东汉初期的皇帝，也是没办法，因为周公这个形象，被王莽搞臭了！

王莽篡汉、建立新朝的时候，走的就是“儒家圣王”的形象，王莽没有军权，也没有打过仗，他就是个大儒新圣的人设，而且还拥有实际行政权，所以王莽上位之前，拿他比周公的就很多。

王莽的上台，其实颇有几分和儒家世家协商分赃的意味。当然，里面还有更多复杂的利益妥协，李素跟刘备聊也不会具体展开。

不管怎么说，王莽这么一搞，连累得周公也有点臭了，什么反贼都能比周公，

这时候，“立在政治和学术上都有建树的完美古人为圣”的坏处就显现出来了：因为以后但凡有野心家，他也可以自比周公，自比这种“实政和学术双料圣人”。

所以，这时候，改立孔子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孔子是一个实际政治推行中的失败者，他一辈子在政治上是不成功的，只有学说成功了。但正是因为他政治上的不成功，让他被利用起来容易一些。

从此以后，如果再有学术、声望和实政都很强的野心家，他好歹没法自比孔子啊，因为你要自比孔子，你首先就得放弃权利、去著书立说、远离政治搞学术，否则你跟孔子有哪儿像？

皇帝也就可以抨击那些恋官不去的学术重臣不配自比孔子，要比先罢官。

当然，把孔子尊为圣人，这个过程一开始东汉皇帝也还是有些膈应的，并没有立刻干脆答应。

所以在汉明帝、汉章帝时期，皇帝才多次“亲临太学讲学”，其实这就是想把皇帝塑造为当世的儒家新圣，这样就可以避免封孔子，又能淡化王莽曾经也是被儒家推崇的历史记忆。

但结果已经很明显了：这些招数对皇帝本人素质要求太高，皇帝得好学，还不能是幼主，否则幼主没法去太学给太学生们讲课。

于是，汉明帝汉章帝结束之后，东汉才算是在这个问题上彻底放弃了挣扎，孔子也是到了那个时候，才总算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下的“儒家第一梯队圣人”，可以跟周公并列。

这一点的演进上，东西方世界倒是惊人地相似：各种意识形态被追圣的创始人，都没有留下继承世俗政权的男姓后裔，或者干脆就是生前世俗权力斗争的失败殉死者。

这其实不是巧合，而是正因为你没有继承世俗政权的儿子，后来的野心家们才放心大胆利用你。你要是有子孙一直在做国王、皇帝，将来有机会振臂一呼，那别人拥你为圣不就成了为人作嫁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