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众人得之,道即有穷。若各各有之,道即有数。若总共有之,方便即空。若修行得之,造作非真。若本自有之,万行虚设。”
所以,方立天指出:“就此命题的思维形式来说,显然是受到了魏晋玄学‘以无为本’说的启发,就此命题的思维内容来说,也是与‘以无为本’说相呼应的,然就此命题的思维实质来说,则是般若学与道学两种不同思想的折中、调和。”
如果说,天台宗的“一念三千”是以心性论为出发点、从境界的视角论证“无情有情”,那么,牛头宗则是以老庄的“道”,以玄学的命题形式,把道或者佛性或者法性置于超越心物之上的宇宙本体高度。
既然佛性已经成为宇宙本体,既然佛性就是“道”,那么,“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观点也就完全合乎逻辑地被推论出来。
因为,本体论意义上的“道”是没有有情与无情之分的。也正是牛头宗的玄学特色——从宇宙万物的本原出发,使得佛教“一切众生皆能成佛”的思想具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胸襟。
对于今天的生态伦理来说,它更是提供了一种思考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思路和方法。
事实上,佛教的“众生平等”观念作为一种宗教理念和信仰的基础,对佛教信众的生活方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或许这些佛教信众并没有生态伦理的意识,或许他们并不了解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之间的相互关系,但他们严格按照佛教的清规戒律起居生活,在吃斋、放生和遵守不杀生戒律的过程中,赋予了在现代社会的文明人看来毫无生命迹象的植物、土地以佛性的尊重、呵护。
把万物与人类相提并论,共同礼遇,甚至给予它们的敬重胜于自己的同类,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持生态平衡和保护自然环境的作用。
无论是哪一个宇宙文明,在馄饨初开的时期,人们也曾经用一种敬仰或关注的目光去看待自然,把它看作具有灵魂的活的有机体。
但自人类的出现,不断的繁衍,以数量占据了万族前列之后,在自然目的论观点的影响下,人们更多的时间是把人类放置在自然的中心位置。
所谓的自然目的论认为,自然界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合目的的。
地球上一个很有趣的西方古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认为,在动物的繁殖与生成过程中自然给予了周密的安排和照顾。
而经过驯养或者野生的动物可以作为人类的食物,其皮毛可以提供给人类制作成“服履”,其骨角为人类的工具提供来源。
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就为动物生长着丰美的植物,为众人繁育许多动物,以分别供应他们的生计
”换句话说,自然界生长的植物是为了喂养动物,动物的存在是为了向人提供生活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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