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闻道”与“用”道相对，“用”是行，“闻”显然就是知。

今天的《论语》注译本，基本上也都是这样解释的。

如杨伯峻《译注》：“孔子说：‘早晨得知真理，要我当晚死去，都可以。’”

孙钦善《注译》：“闻，知。孔子所说的道，或指治道，或指学说，这里指后者。”“孔子说：‘早晨悟到了真理，就是当晚死去也是可以的。”

潘重规《今注》：“由早晨到晚上，时间极为短暂，早晨得知真理，当晚可以死去。人若能悟得真理，就能在生命中发出无限的光辉，这样才不枉生，才不枉死，旦夕之暂，胜过万年，所以说，早晨得知真理，就是当晚死去，都可以了。”

但这种通行的解释是值得讨论的。

首先，它与孔子的思想性格存在矛盾。如果孔子以求“知”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他可以说“早晨得知真理，就是当晚死去都可以”。这样，孔子和纯粹的理论研究者就没有区别了。

但是，孔子的人生最高追求是“德”而非“智”，“尊德性”与“道问学”比较，“尊德性”是第一位的，“道问学”是第二位的。

孔子虽然说：“不知礼，无以立也。”但他更明白“知礼”并不等于“得仁”、“获仁”。因此他强调：“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为什么？因为“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

好之者，虽笃，而未能有之。至于乐之，则为己之所有。”“知之”是“在彼”，“好之”仍是“未能有之”，还是外在的。

只有“乐之”，才是“为己之所有”。在孔子看来，修已不能只停留在“知”的阶段，要想把“在彼”的客观真理，化为“为己之所有”的主体之仁，就必须依赖于“行”。

因此，相对于“知”，孔子更重视“行”。他人生的目标不是“知道”、“知仁”，而是修已成仁，变天下“无道”为“有道”。

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学文”属于“知”一类，孔子将其归之为“行有余力”后之事，其态度非常明显。

基于这种重德甚于求“知”的一贯性格，孔子是不可能“朝知道”而“夕死”的。

再者，孔子平常于“道”并非不“知”，也不认为“道”是难“知”的。古人感叹“非知之艰，行之惟艰”，“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孔子也是如此。

孔子曾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道”是其所“志”，平常焉能不“知”？他又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道”是什么？他显然是很清楚的。

孔子不但认为自己平常是“知道”的，而且认为其它人“知道”也不难。子游曾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论语·阳货》）“学道”近于“知道”。

孔子认为这并不难，不但“君子学道”，“小人”也能“学道”。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论语·卫灵公》）人不“知道”，又怎能“弘道”？“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论语·里仁》）“志于道”是对“士”的一般要求，是基本条件。可见，就是对一般士人，“知道”也并不难，只有“行”才难。

孔子不视“知道”为难事，不以“知道”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他又怎么能说“早晨得知真理，就是当晚死去都可以”呢？

可见这种通行的解释是不能成立的。

孔子这位大儒留下的这一句话，让不同的人自己去感悟，自己去发挥想象。

修行者何尝不是如此，尽管他们修炼着前人留下来的心法，心法之时一个力量的源泉，一个大致的方向，能走到哪一个地步都要看修行者自己的能力，天赋，潜力，机遇。(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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