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海盗，是指那些脱离或半脱离生产活动(尤其是渔业生产)、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以正义或非正义的暴力行动反抗社会、以抢劫勒赎收取保险费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海上武装集团。历史研究者对海盗问题的关注，是近年社会史研究兴起的一个方面。清朝中叶，以白莲教为主的农民起义与各种社会动乱交织一体。浙闽粤沿海大股海盗的出现，加剧了清朝统治的危机。在国内的有关研究中，闽浙方面的蔡牵匪股曾有人作过探讨，但广东方面的郑一、郑一嫂、张保仔等大股海盗的活动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发微探幽，试作论述。

一、乾隆年间广东小股海盗活动的一般情形

乾隆末年以前，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这与当时广东地区的社会经济与自然条件是相吻合的。广东一地，位处边疆，海疆辽阔，岛屿众多，沿海破产失业的渔民、水手下海为匪，历有年所。从海盗角度来说，水道纵横交错、可以自由往来的海岸线，以及近海地区大大小小的岛屿所能提供的栖息藏身之所，乃是最理想的地理环境。正如陈伦炯所说：“岛屿不可胜数。处处可以樵汲，在在可以湾泊。粤之贼艘,不但艚艉海舶，此处可以伺劫，而内河桨船櫓船渔舟,皆可出海,群聚剽掠。粤海之藏污纳垢者，莫此为盛”[1].珠江口外的香港、大屿山、老万山，雷州半岛东西洋面的田洲岛、涠洲岛，都是著名的海盗巢穴。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海上贸易的兴旺往往伴随着海盗活动的猖獗。乾隆二十二年(1757)后,清朝对外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广东海上运输相对自由。另外，由于清政府除军械、硝磺外。还将大米、铁器等物都列入禁止贸易的名单内，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对铁的需要、广东等地对越南大米的需要都十分迫切,这种经济上的需求刺激丁走私贸易的兴起[2]。贸易兴旺、便于骑劫的航路对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上而富有冒险精神的渔民、蛋民、水手来说是十分诱人的。乾隆中叶以后，广东的小股海盗呈现出越来越活跃的趋势。沈德潜在《防海》一文中说：“迩年以来,小寇亦尝窃发，往来商船,时闻劫夺”[3]。每年自春至秋，“皆盗艘劫掠之时”。从乾隆中叶到末年，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匪股规模不大，一般以越南为基地，旋起旋灭，对清朝统治不构成大的威胁。雍正时期的蓝鼎元谈到的粤东海盗“踏斗”的情况与这一时期小打小闹的情况相仿佛,他说：“原贼之起，其初甚微,止一二人，密约三五人潜至港口，窥伺小艇附岸，径跃登舟，露刃胁人，驾出外港。遇有略大之渔船,则诈称买鱼，又跃而上。再集匪类至十余人,便敢公然行劫,此粤东所谓踏斗者也。出遇商船，则乱流以截之……日久日多，遂分为一二船，势渐以大”[4]。如乾隆五十五年正月，温亚常先后在越南纠约伙众到内地洋面行劫。从二月至五月,在海上行劫数次，劫得鲜鱼、衣服、酒、米等物,又有苏廷球等“被掳入伙”。六月回越南短期休整，不久又纠同出掠。后来，温亚常、蛋家二船在崖州老虎头山洋面遭遇“参将钱邦彦巡船，疑系商船，扰近图劫，官兵施放枪炮，将盗伙黄亚六、李廷彩击毙”，盗船逃逸，官船追击，在伽罗州洋面,官船被礁石撞破搁浅，“适大辫三、何起文二船驶至接应”,众海盗将钱邦彦等官兵杀死[5]。朝廷闻报后，谕令粤督福康安“严缉洋匪”[6]。福康安不敢懈怠,迅即调派兵力搜剿，温亚常、蛋家二等匪目匪伙纷纷落网[7]。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共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