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恪并不嗜杀。

今番尽诛已然降伏的敢死兵，乃是事出有因。

一者，为自身长远计虑。

他的招降之言，如宽恕从叛者不死且请赦其家眷等事乃是权宜之策，并没有征得孙权首肯。若饶了敢死兵不死而令此事泄露，哪怕孙权不罪责，亦会落下擅作主张的口实。早就被定为太子左辅、备受孙权器重的他,不想留下日后会被政见不和者攻讦的仕途污点。

其次，乃是为得麾下士卒之心。

为了激励将士死力，在未战之前他便许下让山越各部雪仇的诺言。若是食言而肥，恐威信尽失，将士不复爱之。

况且，诛杀韩综一人的功劳与全歼叛逃之军相比,自是不同的。

既可得到庙堂更多的赏赐授予将士,又可彰显自身统御之能、夯实自身日后得以统领大军作战的根基，何乐而不为呢？

最后,则是敢死兵尽授首，亦是罪有应得。

此些士卒以及其家眷先前备受孙权厚待，但却随着韩综叛逃，且频频入吴境杀戮百姓、扰乱民生，堪称恶贯满盈、人神共愤！

今尽诛之，实乃顺应天命以攘除奸凶也。

有何不可！

杀戮殆尽后，诸葛恪乃让部曲督将韩综与敢死兵的首级送归濡须坞请功，自身则是留在山谷中督促将士们修筑防御工事，以防魏国或有别部来袭。

有备无患嘛。

依着常理推断，如今魏国大军屯在舒县硖石口，彼逆魏曹叡不可能令韩综部独自前来濡须坞......

自然，在打扫战场与修筑防御工事时，他顺势让将士们收拢了敢死兵的尸身就地筑京观，以彰吴国武功。

此战很快便被两军知晓。

孙权得悉了魏国攻打庐江郡为虚、实乃意图走山道袭濡须坞后，便轻舟赶来回来。

至,当即下令将韩综首级送去逍遥津,打算在合肥旧城重筑完毕后悬挂城头以儆效尤，且勒令各部休整备战。必不可免，不仅亲自作书嘉奖了诸葛恪，还命谷利将自身车驾的青曲盖送去诸葛恪部，以彰之功与表欣喜之意。

而曹叡得闻后，满目惆怅。

韩综死了便死了，不足为惜，但他自身的战略意图却是胎死腹中了。

且还因为推行此筹画耽误了不少时间，令蒋济“可悉数驱大军往赴合肥新城与贼吴鏖战”的谏言不复有执行的时机。

暮冬十二月了，距合肥新城易手约莫四个月的时间了！

如此长的时间，彼贼吴再怎么无能都已经将守御的部署筹备得当，魏军即使全军悉往兵临城下，也很难夺回城池了。

留给他的选择，唯有两个。

一者，重拾满宠之言，以寿春城作为御贼吴的屏障，留骑兵频频侵扰而将各部士卒罢归去休整，待时机成熟再做计议。

另一，则是全军返回寿春城下,拼着被围点打援的先机之失与贼吴主力鏖战。

以决战的胜负定论淮南的归属。

至于越过硖石口继续进军与夏侯霸部进攻皖城,他不再做此念。

屡屡失利的战事令他信心丧损，不敢再孤注一掷去赌“石亭之战”是否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