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他的思想又不迂腐,他认为的文人的文章需要经世致用,可谓是同杨秉所提出的思想二者不谋而合。
可是从根本上两者却有一个根本的差别,他认为官员以德行作为标准,而杨秉认为以法作为标杆。
身边的人也只能拱手,既然胡瑗已经下定了决心,他是如何劝恐怕都无法改变其心意了。
有的人会权衡利弊,而有的人却坚守己心。
朝中的大臣多是保持缄默,毕竟虽然官家并没有明说,但是却下令让杨秉在国子监讲学,这何尝不是在站台。
杨秉那是立下当世一门显学之人,而且还是一位朝中的中枢重臣,乃是大宋的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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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物千百年后都是会留存青史的人物,试想一下就是这样的人物,背后还有官家亲自站台,一个人的力量能够与之相争吗?
不能,所以才会引起文坛震动,而之所以赵祯在其中留下来了许多的时间,所为的就是待事件持续发酵。
当初本想直接在国子监表明,可是杨秉的那番话让他改了自己心里原本的想法!
因为杨秉的自信改变了他心中最初的坚持,决定在天下的鸿儒名士前定下如今大宋的最新的官学。
他要昭告天下,如今大宋需要什么官员,天下的读书人需要向着何种方向而前进。
胡瑗一个人独站立在桉桌之前,在桌上还有一份笔墨未干的纸张。
上面赫然写着三个大字“体,用,文”。
这是他对于圣人之道的诠释和总结,这并非是自己已经走到了大道的尽头,抵达大道的人说不出,走在大道之上的说不清。
“体”是“内圣”根本原则,属于形而上学范畴;
“用”是将这些原则运用到外王之上;
“文”指记载圣贤“内圣外王”之道的载体。
这就是他的明体用之学,重整纲常,弘扬道德名教,返本修身。
若是论学问如何能够立住跟脚,如杨氏心学为何能够在大宋流传甚广,能够成为显学。
那是因为其跟脚和道统,以“精一之传”为宗旨,此道始于尧舜禹之十六字心法,经孔颜孟仁学。
而如今胡瑗的道统乃是尧舜禹亲传口授、汤文武、周公孔孟精神传承,到了孟子之后。
而杨氏心学也好,胡瑗如今的明体用之学也罢,都是从道德也就是儒家的仁,宣扬的的是这种精神价值。
无论是胡瑗还是如今天下来的鸿学名儒,他们都是对于如今的杨氏心学知之甚深,这些时间里都在为辩经所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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