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二郎在肖三身坐下,不屑地道:“我还不稀得问呢!看那样子,无非是个带兵的!哼!”
肖三摇了摇头,也不理葛二郎。王宵猎吃了自己的饭,看他们的样子,应该是满意。这可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得多。这一路上,王宵猎要吃多少顿饭?可不能留下坏印象。
王宵猎看见人群里,一个年轻人吃过饭,收了碗,便拿出纸笔坐在一边,专心记了起来。这应该是队伍里设的书手,专门记录百姓路上的事情。一百人里设一个书手,需要的数量不少。其中许多人字都认不了多少,记的东西许多圈圈,别人读懂并不容易。
军中设书手,南迁的百姓里设书手,以后农村、城镇也要广设书手。王宵猎希望用这种方式,记下这个时代。让后来的人们,知道这个时代的人如何生活,知道这个时代百姓的喜怒哀乐。
中国是有记史传统的民族。世界所有民族中,再没有一个,有中国这样完整的历史记录。史最重要的是真实,最好不要曲笔,如著名的太史简。这些书手,实际就是史的一部分。
经过了两千年,后世的历史不再只是记录国家大事,帝王将相,更大的精力在于社会样貌。王宵猎受到影响,不再满足于实录之类的官史。
设官记史,忠于事实,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传统。后世的传承中,史官的笔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影响,事实开始模糊。但忠于事实这一点,最少在理论上是重要的。
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不能够丢掉。特别是官史,事际上特别重要。
后世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历史,与中国的历史记录迥然不同,很少有国史。他们的历史往往洋洋洒洒,包罗万象,但却很难一下理出一个朝代的特点,很难理出一个朝代的人的忠奸善恶。依据中国的传统,这些历史应该是私史、杂史,而不是官史。官史有自己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依然没有为前面的朝代修官史。可以说,没有确定官方态度。也可以说,历史的传统对新中国来说没有约束力。看官修清史就可以看出,态度非常纠结。
史官是中国古典文人的一部分,地位非常重要。这个重要地位,与其他文人不同,与后世的文人更有天差地远的区别。后世的文人,从思想倾向上,更类似于古人的村秀才。如平时自视甚高,喜欢评论国家大政,评点政治人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比如新闻媒体从业人员,教师,公共知识分子,等等。
比如一个地方的一位酒店的老板娘,因为狗的事情与人发生了争吵,说别人的孩子没有自己的狗值钱。说可以把别人弄死,无非发钱。闹得沸沸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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