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到南京律学院念书,因逢战乱,缺乏适任的老师。每当他方有一位老师前来,大家奔走相告,认为是天大的喜事,而且在课堂上,都能珍惜宝贵的机会,专心听讲。久而久之,养成我习惯于谛听的“因缘”。其中,有的老师不善教授方法,上课不发一言,写了满黑板的粉笔字,养成我善于抄录的“因缘”,不意日后专注听讲的“因缘”与善于抄录的“因缘”,对于我自学修习助益甚多,让我感到“因缘”真是不可思议。
刚来台时我身无分文,突然想到栖霞山在**的分院“鹿野苑”中,或有道友可资助我的船票,让我前往**,遂去信求援。哪知船票寄达台湾时,我已被冤囚狱中。及至释放,错过了赴港因缘,后来承蒙吴伯雄先生的尊翁吴鸿麟长者,以警民协会会长的身份为我保证,办理户口,打消我赴港的想法,成就我留在台湾的“因缘”。
感谢身为客家人的妙果老和尚,与我既非同门,又非同宗,却在我无衣无食的时候,伸出援手,给我挂单安住的“因缘”,并为我担待安全单位许多调查盘问的风险,若非如此,生死存活可能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后来为了报答妙果老和尚的慈心,以及客家籍的工程师谢润德先生的“因缘”,我在苗栗、竹东、头份、屏东等客家人聚集的地方设立了很多禅净中心、道场及布教所,聊以报答这许多美好的“因缘”。
自从吴鸿麟老先生冒险为我保证之后,我与吴家结下了几代“因缘”。数年前,吴老先生过世,我从菲律宾赶回,亲自为他主持奠礼;吴老夫人在台大医院住院治疗,我也多次探望。今年(一九九八年)三月,吴伯雄先生继我之后,担任国际佛光会台湾总会的总会长,当我陪着他到各地视察会务的时候,突然感到“因缘成就一切”的妙处,真是不可思议!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我在江苏宜兴办了一份《怒涛月刊》,虽只油印五百份的发行量,但承蒙教界长老大醒法师在《海潮音月刊》上公开推介,使《怒涛月刊》立即身价十倍。到了台湾之后,大醒法师于一九五一年主办台湾省佛教讲习会,我感念他提拔《怒涛》的“因缘”,毅然承命为其担当教务主任之职,以供驱使。仔细回想人生种种在“因缘”里流转回荡的情景,不禁礼赞“因缘”真是奇妙无比!
在讲习会期中培养的僧才,有被冤屈死于狱中的台东修和法师,有主编《海潮音月刊》的灵泉寺修严法师,有在台中创立万佛寺、慈明寺的圣印法师,有在花莲担任佛教会会长的真宝法师等。由于我和大醒法师的一点“因缘”,这许多青年僧宝对台湾佛教作出一定的影响和贡献,心中也同感与有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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