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师志开上人有两个弟子,一个是师兄满成法师,一个是我。但是师兄已另有师承,是受过戒后才来礼拜家师的。因此,他自谦说他只能算半个徒弟。
师兄年轻时比我更苦,因为做人老实,不很聪明,经常被人欺侮,被人冤枉,像小媳妇一样,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要受很多的委屈。有时,被骂、被怪得太多了,我看不过去,上前安慰他,他总是很泰然地对我说道:“没有关系,那些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他的忍耐,他的无争,他说话旷达的语气、磊落的胸襟,令我钦佩不已,我于是将这句“心甘情愿”的话,牢记在心。
后来,在十年的参学期间里,我也饱受无情的打骂与无理的要求,尤有甚者,严苛封闭的丛林教育,非但隔绝了一切外缘,连眼见耳闻也受到限制。不准看,不准说,这对于一个正值求知欲旺盛、充满好奇心的青少年而言,可以说是莫大的考验;而物质之奇缺、作务之辛劳,更是令人难以想象!我所以能够安住身心,不以为苦,就是凭着师兄的一句“心甘情愿”作为我的座右铭。出家,是我心甘情愿的;读书,是我心甘情愿的,苦行,是我心甘情愿的;各种打骂委屈,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因此我心平气和地度过了十年寒暑,期间所培养的坚忍负重性格,成就了我日后修行办道的雄厚资粮。
我离开丛林,二十一岁担任一所乡村小学的校长。我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只凭着因缘际会,抱持坚忍负责、“心甘情愿”的认知,以勤补拙,谦冲学习,竟然也做得有声有色。
二十二岁,出任南京华藏寺监寺,是一九四八年。虽然明知当时政治局势和佛教状况已不可为,我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联合同道创办《怒涛月刊》,奔走鼓吹革新思想,期盼能力挽狂澜于既倒。尽管多次几至死地,但是我们仍然抱着“心甘情愿”、为教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决心,屡仆屡起,愈挫愈勇。
那个时候到处人心惶惶,我请求寺院给予挂单,总是遭到拒绝,甚至食宿都没有着落。虽然当时也曾有杂志和报纸聘我为记者、编辑,然而我自己细细思忖:既然身为出家人,就应该把出家人做好,怎么可以舍本逐末?因此都一一予以婉拒。多少的日子,我在饥寒交迫下度过漫漫的长夜;多少人笑我迁腐冬烘,不识时务,我还是“心甘情愿”,只想一心一意做好“和尚”的本分。
后来,终于在一家寺院安顿了下来,我早起晚寐,做种种粗活:拉车买菜、担柴运水、看守林园、跋涉收租,乃至洒扫扒粪、掩埋死尸,虽然时常感到事务繁忙,但是为了感谢他们的慈悲收留,我“心甘情愿”以劳力作务来报答。
在工作之余,我为教撰文。我向各大报刊投寄破邪显正的文章,我反对取缔拜拜,而建议改良拜拜;我反对宗教管理办法,建议订定各宗教一体遵行的宗教法。那时我除了为教的一片赤忱之外,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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