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我已经度过一个甲子的出家生活,假如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出家?”我会回答:“为了圆满人生,做个好人。”他若继续问我:“如何圆满人生,做好人呢?”我会毫不迟疑回答他:“行善与教化。”的确,回想起来,“行善”,是我这一生努力的目标,“教化”,是我们出家人对社会应有的责任。“行善与教化”可以说就是我一生努力的目标。
仔细回忆起来,影响我“行善”性格最多的人,是我的外婆——刘王氏老太太;培养我“教化”责任感最大的,是我剃度的恩师——志开上人。虽然我生长在农村的家庭,但我从小就有慈悲的性格,见到一个穷苦的人,我会心生怜悯,恨不得将自己所有的东西掏出来给他;即使听到山上一个老公公可怜的故事,我也当真地想尽办法去救济故事里面的主人翁;对于小动物,如小猫、小狗、小鸟、小鸡等等,我更是爱护有加,甚至经常为了它们的饮食,自己都忘记了吃饭,家人中只有外婆赞美我,说我有慈悲心。及至今日,我虽做不到舍身救世的言行,但对一些小事小善,我确实喜欢周济疾苦,予人方便,想来与外婆的鼓励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出家以后,师父志开上人要求我勤于读书、写作,培养聪明智慧,并且告诫我立志将来要讲经说法。记得有一回夜行,我打着灯笼为师父照路,师父指着微弱的灯光,说道:“我不希望你用灯光来为我照路,只希望你将来能用佛光照亮世人。”后来我在焦山念佛学院,他在栖霞山,一听说我写了文章在报纸上发表,马上就叫人坐火车到镇江购买这份报纸;他一知道我在哪个场合参加学生讲演比赛得了奖状,也写信叫我将讲稿寄给他看。有感于师父对于我的爱护与期望,当我在台湾把《释迦牟尼佛传》完成之后,马上寄了第一本给他老人家评阅。后来听说师父被列为批斗的黑名单,不知与我寄书是否有关系;但他收到以后,仍设法将他的欢喜与欣慰写在香烟的锡箔纸上,托人带来给我。我接到他的音讯,真是感激涕零。此后,我对干外婆鼓励我的慈悲及师父鼓励我的教化度众,更坚定誓愿一生奉行到老死为止。
为了实践“行善”与“教化”,我总是努力告诉自己要勤行效法诸佛菩萨“福慧双修”与“悲智双运”的精神,因为行善要有福德慈悲,教化要有般若智慧,才能广度众生。
所以,数十年人生一路走来,有人主张放生,我就举办放生法会,但是我觉得在放生之后,更要紧的是“放人”。多少人在水深火热中,等待着我们援助;多少人在饥寒交迫下,等待我们救护;多少单亲家庭需要春风吹拂;多少孤独老人等待暖流到来;多少四肢不全的伤残人士,需要阳光;多少家遭急难的不幸者,盼望援手。所以我对放生行善的观点,总觉得“行善”也是“教化”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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