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我到了宜兰，除讲经弘法外，我为台北三家定期月刊写稿，四家电台撰写广播稿，经常连夜赶写，直到第二天曙光初透，我把稿件亲自送到邮局寄出，才回寺礼佛做早课。

我同时又在寺内增设中文补习班，除了教学之外，还发心修改学生们的日记、作文，用心地为他们讲解写作技巧，分析为文得失。其实我也所知有限，只是教学相长，但见学生们每天都带着兴奋的心情来上课，拿到我改过的文章，上面红笔画的圈圈点点，也都迫不及待地反复咀嚼。当年的学生如慈庄、慈惠、慈容、慈嘉，以及后来的慈怡、依空等，都是因为喜欢撰写文章而进入佛门，多年来，他们在佛教文化上奉献良多，度众无数，可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

后来，我编辑《觉生》，更是夙兴夜寐，勤于审稿。过了好几年，我自己办理《今日佛教》《觉世》《普门》杂志时，一些担任编辑的徒众，经常在即将付印出刊的前夕，拿着稿件请我指导，我也体谅其难，只有挑灯夜战。

及至今日，我还是每天不断地批改文稿，虽说在多年的磨炼下，我自认善于此道，能用最少的字，改出一篇佳作，但是也时时为了一些词不达意的文章，字斟句酌，头痛不已，然而我还是耐烦如昔，未曾怨尤，心想如果能因此而给人一些欢喜，造就更多的文化人才，为人间散播更多的欢喜，再多的辛苦也是值得。

为文改稿的辛劳疲累，其实还不算什么，办理文化教育事业，投注无以计数的人力钱财，却不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且鲜为他人认同，才是真正的呕心泣血，若非凭着一股坚定的毅力与决心，根本无法维持长久，但看教界中半途而废者比比皆是，我之所以能够排除万难，拓展出一片天地，是因为我确信惟有文化与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拔苦予乐，使众生获得永恒的欢喜。

因此我节衣缩食，储存□钱，购买课桌椅凳；我徒步行走，省下车钱，物色佛教图书；为了搜集佛教法物，我不惮劳累艰辛，来往各地，背负重物，以至于压坏大腿，险遭锯断之苦；为了聘请老师，我更不惜低声下气，奔走拜访，有时还遇到对方存心戏弄，出尔反尔，令我难堪至极。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共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