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是事有凑巧，还是心有灵犀，与长安音讯不通的徐州彭城，称帝前夕的吴王刘秀，竟也晓有兴致地与人议论起“新何以亡”的大命题来。

但相比于第五伦谋划已久，一环扣一环的舆情调查，刘秀这份过新之思，只是因为他在彭城遇到了一个人。

“孤当年身在太学，早闻桓公之名，不曾想桓公竟避乱于淮南，若非桓公族侄桓春卿为议郎，告知于孤，孤险些就要与大才失之交臂了。”

能让刘秀如此礼贤下士的，便是大名士桓谭，桓谭在老家沛郡被赤眉俘虏，沦为牛吏，又因病与弟子刘盆子等人分离，留在淮北，幸亏有同行的儒生拼死帮他，设法渡过淮河，进入刘秀控制的淮南。

桓谭就这样辗转于江淮之间，病养了一年多才稍稍好转，等能自己走动了，他听说第五伦已称帝，横扫北方，寻思着去投奔，却在渡淮时遇上了逃难到此处的族人，同属于龙亢桓氏的族侄桓荣，他年纪小小，却已经投奔刘秀，做了一个“议郎”，兼着县令的活。

于是桓谭便没法隐匿身份北归，而被侄儿一封上奏叫刘秀知晓，被刘秀请到彭城，成了座上宾。

桓谭见识广博，且与第五伦关系莫逆，这是他被刘秀重视的主要原因，但刘秀给桓谭的第一印象亦极好——比桓谭初见第五伦评价其为“乡里之士”可高了去！

本以为刘秀以昆阳之战起家，又是南阳土豪，为人或许武断倨傲，岂料一见面，却是彬彬有礼的儒王之相。他不仅对五经略通大义，即便在这天下未定之时，亦手不释卷，每到一处，都投戈讲艺，息马论道，博得士人喜爱。

才一个照面，稍稍对谈后，桓谭就在心里暗暗颔首：“若论经学博览，政事文辩，伯鱼虽是扬子云之徒，然尚不如刘文叔也。”

桓谭看向自己的族侄桓荣，他才十七八岁，跪坐在旁，看向刘秀的目光中，满是景仰，也难怪这小儿曹对刘秀如此倾心，非要拽着自己来见，确实不俗。

更让人惊奇的是，刘秀见了桓谭，没有因为他见过公孙述，且与第五伦相善，就问自己与他们孰优孰劣，反而问起他一个问题。

“近日孤常常在想一事，昔日王莽本已篡位成功，形势大好，何以短短十五年内，便失天下？桓公在朝中多年，常能谒见王莽，但又孤傲不群，想必早见新莽土崩征兆，还望指教。”

问新朝政治得失，这意味着刘秀刚结束大战，就开始寻思治国之事，要矫前朝之过了。也难怪，彭城才遭大乱，如今刘秀竟已着手恢复生产，粟麦来不及种，豆子却得撒上，其部曲虽然多有劫掠之事，但总体上还在刘秀控制之下，且官员都衣冠整洁，颇有前汉威仪，将一些遗老感动得稀里哗啦。

但不包括桓谭，他是狂士，一向吃软不吃硬，既然刘秀如此谦逊，也不吝赐教。

然而桓谭一开口，却不贬王莽，反而夸起那老头子来。

“王翁有三个过绝世人之处。”

桓谭在王莽禅代前，也是他的崇拜者之一，鞍前马后做了不少事，对王莽的风采记忆犹新。

“他的智慧，足以掩饰自己犯下的过失。”

“他颇有辩才，辩起经来，能够穷诘名士，让人心服。”

“他的威风，更能震惧群下。”

说到这，桓谭却一声叹，可在安汉公不再满足于做摄皇帝后，一切就变了。

“故而王莽手下群臣，无人能，也无人敢反驳其胡思乱想，更不敢干犯匡谏，至于新莽卒致败亡，是因为王翁不知大体。”

刘秀颔首：“何谓不知大体？”

桓谭道：“王翁刚刚执掌国政时，自以为是五百年一出的通明圣贤，而群臣的才智都不如自己，故而刚愎自用，举措兴事，除却询问刘歆等一二人外，都一意孤行，做事往往头脑一热，便下诏实施，结果与世不符，能成功者极少，此不知大体之一。”

“王翁羡慕三代圣贤之治，而轻贱汉家王霸之道，在政务上多以变更，处处复古，释近趋远。他却不知道，千年前的政治，早已不可考究，那些所谓周礼，不过是战国儒生编造乱凑，相当于胡言乱语，岂能直接用于实际？此不知大体之二。”

“王翁北伐匈奴，东征青徐赤眉、绿林之徒，竟然不择良将，只信任王邑等亲近之辈，有一严伯石而不能放手去用，这才有了昆阳大败，而第五伯鱼趁机袭其京兆，王莽便只能狼狈出奔。大王正面摧毁三十万新军，譬如断了新莽双臂，而第五伦则直接捅入心腹，新朝就此暴毙。王翁不识人，此不知大体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