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使京师，天子假嵩一官，则天子之臣，而将军之故吏耳。”三国志刘表传注引傅子

二重君主观是从先秦沿袭、至汉代形成的特有政治风气，类比于后世领导与秘书之间的关系，秘书为领导谋事办事，秘书外放为官，在一定程度上依然会对老领导效忠，以此类推，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链和政治团体。

放在古代也是一样，宽松的征辟僚属制度，使得臣子的掾吏不是君主自己的掾吏，尤其是在士人对刘氏皇帝逐渐失望的情况下，愈加使得他们不再忠于皇帝、转而忠于举荐自己的主君，这也就是诸侯与谋士之间主公等具有依附性质的称呼泛滥的由来。

权贵豪族的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对朝政时局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严重的甚至能威胁中央集权，其中最大的就属汝南袁氏与弘农杨氏。

袁氏兄弟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势力，有那么多人愿意供其奔走，乃至于袁氏曾经的故吏韩馥甘心将冀州拱手让给自己的下属、往日的荐主袁氏，其一多半还是因为那些人视袁氏为君，在行君臣大义的本分而已。

这也是皇帝一直以来只能不断削弱、敲打，而不敢将朝堂之上的杨氏、马氏等人连根拔起的缘故。若真那么做了，且不说会引发关中统治秩序混乱，好不容易建立的局面瞬间bnpn，更会让皇帝成为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

如今皇帝从河东叛乱一事上寻到契机，以严惩河东豪强、为儆效尤的由头，把河东当做试点，先废除河东各级官员自行征辟掾属的权力，等到时机成熟后，再逐一推行天下，成为定制。这不仅是断绝了豪强把控地方的门径，更是从源头上阻绝了君臣之义的形成，掾属由朝廷指派，府官不能私自征辟，那么掾属自然不会对府官效忠，两汉以来诞生的二重君主观念也将就此绝迹。

荀攸很罕见的没有在这上面反对皇帝的决策，毕竟作为一个位在中枢的官员来说，中央加强对地方的集权，也是他的利益诉求，他沉吟道：“郡县丞、尉，皆由朝廷选派，此乃本朝制度，推之于曹掾，臣以为不无不可。只是征辟之举，譬如茂才、贤良、方正等，则应许郡官自为，而不该断绝河东士人晋升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