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这样的道理,那岂不是文明永远打不过野蛮,大家返祖算了。
政治文明中,对政权有一套一以贯之的道理,合于这个道理的制度和施政,才能够施行下去。从开始选人才的第一步,便就开始贯穿这套道理,一直到最后的行政措施。通过长处累月的政治行为,这套道理与人心相呼应,最后形成牢不可破的群体文明。
这就是徐平所说的,公事中,没有我觉得。穿上公服为扮,按照道理定制度,定施政措施为演。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去除个人的想法,一切按照治国之理来进行。
范仲淹错把圣贤政治当成了君子个人修行,在思想意识上,确实还没有满足做宰相的要求。历史上他行庆历新政,就是让宰执分治省事,也就是一人管朝政的一块,以此提高行政效率。如此做看似很美好,却让政事堂名存实亡,失去最后把关的作用。政治中没有了一以贯之的治国之理,政治必然一片混乱,会迅速销蚀政权的合法性。
庆历新政失败,后人归于吕夷简等保守派的打压破坏,是在失去政治道理后,非要找忠臣奸臣。这个年代哪来的忠臣奸臣?个人操守或有不同,但只是各人正位或失职,非关忠臣奸臣的事。不明道理则惑,惑而不解疑心生暗鬼,把人的文明政治解成了鬼神世界。
此时政事堂里的人,对道理或有未通之处,但都知道以理治国,对徐平的话并无疑义。
章得象道:“日前圣上访进士取士,诗、赋、策、论先后。叶清臣言,查唐朝取进士旧制,先策,次论,次赋,次帖经、墨义,似较为稳妥。”
徐平道:“朝廷取进士,选贤也,通治国之理者用之。科举之制,其来有自,查其源当起自两汉察举之制。两汉为何用察举?因其以昭昭天命,大镜悬天而解民于政之惑。以天命治天下,则民间必有知天命之贤士大夫,以此查而举之,与其共治天下,此汉之朝廷不敢违天之意也。两汉其国得自天命,是以天子必孝于天,天则佑之。以廉治国,不敢欺天是也。是故汉之察举,为举孝廉,为学者不得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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