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朝以往的阶级,士农工商依次而来,过去那些年商人以金钱的力量使自己的地位稍有提升,但毕竟没有经过政权的认可。君武当太子之时没有这等权力,到得此时,竟是要在实质上对工匠的地位做出抬升和认可了。
部分跟随着君武南下的老儒生、老臣子们多多少少地提出过反对,也有的只是隐晦地提醒君武三思,不要如此激进。但如今军队掌握在君武手中,下方吏员可用,情报有长公主、密侦司一系的协助,宣传有李频的报纸。这些大儒、老臣们虽然或多或少地能够联络起武朝各地的乡绅士族力量,但君武铁了心吃一块算一块的情况下,这些臣子对他的影响和约束,也就在不知不觉间下降到最低了。
在这些手腕的影响下,守旧的儒生对于新帝的叛逆和“不稳重”或许多少有些微词,但对大量年轻儒生而言,这样的君王却无疑令人振奋。这些时日以来,大量的儒生到李频这边来,说起新君的手腕策略,都心潮澎湃、赞不绝口。
没错,只要能够彻底的消化与掌握福州,能够起到的作用,远大于草草地光复整个福建又或者得到一个不同心同德的江南。一旦新君对福州一地的掌控细致入微,将来推而广之,整个天下便也能井井有条,在这样的前提下,各地士绅豪族只顾自身、软弱不堪的状况也有可能得到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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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君武动作赞不绝口的同时,人们对于过往儒学的许多事情也开始反省,而这两个月以来,福州的儒学圈里最多讨论的,还是原本士农工商的排位问题。过去认为这四种人从前到后,等而下之,如今看来,这样的观念必须得到转变,对于工商两层的地位,必须重视起来。
随后便诞生了各种说法。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有二:相对保守的认为士人作为这世间的管理与协调者,当居一层,而后农工商各有其用,要一视同仁,鼓励其发展而更为激进的想法是,士农工商都要一视同仁,属于同一层级,没有高下之分,当然,这样的说法之所以激进,是因为在农人如何与士人一视同仁的问题上卡了壳,譬如人们可以给工匠、商人封官赐爵,以彰显其身份,但对于农民该如何表彰鼓励呢?因为这个问题,人们大都认为这种想法是好的,但多半无法落地。
新君的英明与振作、世事的变革能够让一些年轻人得到鼓舞,李频时常与这些人交流,一方面引导着他们去做一些实事,一方面也隐约觉得新儒学的出现,或许真到了一个有可能的关键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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