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驶过太平洋,抵达上海,迎接的有胡适、蒋梦麟等人。
和其他刚来上海的老外一样,逛了一圈后,杜威对李谕说:“上海很像纽约,这些西式建筑让我恍惚间以为没有离开美国。街道的布局以及如此众多的繁荣店面,除了面孔大多是亚洲人,与美国的海滨城市并没有太多不同。”
李谕说:“所以才说大上海嘛,整个亚洲首屈一指。”
胡适则说:“先生,我们在大同大学布置好了演讲台,两位请过去吧。”
杜威问:“我不会中文,直接用英文演讲可以吗?”
胡适说:“肯定不会有问题。”
此时的季节还没有太过炎热,听众热情十分高。
杜威其实并不擅长演讲,而且有些不修边幅,穿着很随意,好在讲的内容不错。
会场打出了“科学权威代替传统权威”口号,这是新文化运动者很喜欢的一句。
杜威站上台后,慢悠悠地说:
“不管什么权威,都不应该过分看重,我们应该追求的是实际的认知和效度。
“我知道中国人一直拼命学习西方,要改变现状,对此我十分欣赏。
“而我要特别告诉诸位,现代西方文明的精髓,在于精神文化,中国人若想从西方得到启示,就得从这一点着眼,改造自己的民族精神。
“我来到中国的时间并不久,但我发现传统中国文化下的普通人,似乎对国家问题十分冷漠。
“对此我非常震惊,我曾特意询问一个路人,问他对日本人占领满洲的看法,他却神色自若地回答我,‘哦,那是满洲人的事儿。’
“而在面对山东问题时,他却又义愤填膺,丝毫不让。
“我在船上就知道,孙先生的提议为五族共和,在政治理念上是非常高明的一招,现在也的确做到了,怎么有人仍保持曾经清朝的观念?
“还有,我专门乘坐了上海的人力车,路上发现一个行人被撞倒,看样子受了骨折之类的伤,但其他行人却不予理睬,最后是路过的巡警将伤者送往了医院。
“从这些小事中,让我觉得中国人有一种缘于心理习惯的冷漠。
“……”
好嘛,不愧搞哲学的,杜威真的敢说。
不过在大庭广众讲这种揭短的事,确实让一个外国人来说比较合适。
迅哥对国人冷漠的认知肯定要更加深刻,但他是通过文学作品来阐述,形式不太一样。迅哥的方法属于韧劲强、后劲大、持续时间更长的。
随后的演讲则是李谕,他不得不提一个关键问题:
“最近我去了趟巴黎,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很多事情,虽然最终结果没出来,但情况非常不容乐观。
“我明白大家义愤填膺,在此我只能再说一次,学生终归是以学习为目的,要是能够以更加智慧的爱国精神表达政治观点,采取政治行动,将更有效果,同时能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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