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地方官远离庙堂,看到这封邸报大概要迷惑不已。 但李太守在内阁的要紧位置上坐过半年分票中书,并亲身经历了两代阁臣交接,与很多关键人物有过比较近距离的接触,所以对宫廷内情远比一般地方官要了解得多。
在邸报上看到,慈圣皇太后居然反文官反人类的重设司礼监,站在文官立场上,本该表示愤怒的李佑不知为何感到很好笑。
她老人家曾经的理想可是“女中尧舜”和青史留名哪,把文官视为洪水猛兽的司礼监重新开张起来,这是彻底觉悟了么?
源头大概是起源于一年前那场决定首辅次辅的大朝议罢。在李中书的挑拨之下,全体文官曾经有意无意的暂时疏离慈圣宫,包括之前的太后盟友。最后局面完全失控,这让钱太后悲愤的当廷落泪,被视为背叛的李大人便成了出气筒。
李佑拿着邸报暗暗揣测,重设司礼监,抬举勋贵地位,既为的是制衡文官,也称得上是慈圣宫将怨气发泄出来的体现啊,就和把他贬斥到地方泄愤一样。
大概从那次大朝议之后,她老人家终于意识到,“女中尧舜”就是镜花水月。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所以不再追求这种虚无缥缈的捧杀了。
是的,从本质上说这就是捧杀。文官捧谁当“尧舜”,谁就要照着“尧舜”的标准去做,至于标准是谁定的,自然还是文官和读书人。
而且,钱太后也许还抱有“最后疯狂”的心态。她左右是快交班了,也就不用管后事如何,先做下了再说。再差她也是供奉在深宫的皇太后,谁又能动她半分?
揣摩完钱太后的心态,李佑又重新阅览了一遍邸报,细看“司礼监”和“勋贵”这两条消息,发现措辞语气大有不同。
重设司礼监。用的是确定性语气,不容置疑的既成事实式语气;而抬举勋贵入廷议,则是酝酿未定的语气。
想了想,这两者比较起来,难度果然是有区别的。司礼监的名声在文官心中虽然比勋贵更恶劣,但重设司礼监却相对要简单的多。
大小太监都是皇家家奴,内监衙门的设置调配都是皇家自己的事,司礼监再特殊也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对自家的家奴。皇帝想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从理论上与外朝没有关系。纵观大明历史,皇帝整治内监比整治文官要简单轻松的多,往往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全看舍得舍不得。
慈圣皇太后觉得亲批奏本太累,想在宫廷中重设司礼监作为助手。以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这就像平常人家聘个写文书的西席先生一样,外人谁管得着?
虽然这个写字西席可能会利用机会延伸出无数权力,但除了讲空洞道理,外朝文官从法理上没有阻止重设司礼监的理由和方法,又不可能公然闯进皇宫围堵司礼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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