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重设司礼监不同,选出若干勋贵成为廷议的正式成员,那就是另一种状况了。
要知道,自从朝会成了礼仪性的摆设后,大明朝廷的议事制度主要有三种。朝议、廷议、部议。
其中在君臣相隔的传统中,只有重臣参加的廷议是最重要的一种议事,是外朝政治的核心。而廷议结果要奏请天子定夺,天子不同意只能再次下发廷议,直到双方达成共识为止。
真正的廷议,参加人员范围无论大小,只在内阁、六部、科道里打转,不包括勋贵。但从景和朝以来,慈圣太后召开的朝议。包括李佑参加过的那些次。其实都是廷议的变种。
因为钱太后毕竟不是皇帝,有很多微妙之处。需要亲临现场。另一方面,钱太后要塑造“女中尧舜”形象,所以常常很勤奋的亲自参加议事,但又不主导议论。
结果把大臣自主的廷议变成了名为朝议、本质还是廷议的模式,区别只是议论结果由会后上奏天子,变成当廷奏请秉政太后而已。公卿勋贵虽然因为有朝议的幌子常常得以列席,但仍旧没有发言权。
别的时代情况不一,而景和朝的廷议完全由文官垄断把持,不容外人染指的。往里面安插勋贵,将勋贵参加廷议变成定制,等于是派人侵入文官的大本营,比重设司礼监难上无数倍。
思考到这里,李佑算是将这次大变局的条理梳出来了——司礼监和勋贵这两手堪称是一内一外,用司礼监钳制内阁的决策权,用勋贵干扰外朝的议政权,从而要达到加强皇权目的。
又想起归德长公主和天子,李佑认为这两位应该知情的,甚至与太后达成了默契,有合力为之的嫌疑。
归德长公主身边最得用太监是吴广恩吴公公,这次居然没有跟着主人南下,而是留在了京师,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毕竟重设司礼监和抬高勋贵对天子没有坏处。新嫩天子面对庞大而复杂的文官集团,没有助力就是孤掌难鸣,并非人人都是世宗皇帝那样的斗争高手。
甲申之后,有一批新兴勋贵。但近三四十年天下承平,偃武修文之下历史又进入了新的轮回。还发生了因惨遭忽悠而废除司礼监和东厂这种事,对于皇家而言无异于自废武功。从而导致文官渐渐坐大,天子垂拱而治就是文官的政治口号。
若重设司礼监负责批红,任用勋卿参与议政,起码可以稍稍制衡事实上已经独大的文官,让宝座上的天子稍微透几口气,不至于被动的变成孤家寡人或者尧舜之君。
太后面临交还大政的时候,不可能突发奇想、心血来潮便要改变朝局。不然乱了几个月,等天子亲政后又变回去,那不纯属搞笑吗。
所以李佑敢断定,归德长公主绝对是这些事情的积极推动者,还有可能是参与者。而在这个时间,天子南巡离开京城,太后或者说趁着天子不在京城时发动变局,也有很多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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