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有人会批评我浪费了同情，认为那三个人都有错，值不得惋惜。也有读者写信来问：那三个人中间究竟谁是谁非？哪一个是正面人物？哪一个是反面的？作者究竟同情什么人？我的回答是：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我想说，不能责备他们三个人，罪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罪在当时重庆的和国统区的社会。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我不是在这里替自己辩护。有作品在，作者自己的吹嘘和掩饰都毫无用处。我只是说明我执笔写那一家人的时候，我究竟是怎样地想法。

我已经说明《寒夜》的背景在重庆，汪文宣一家人住的地方就是我当时住的民国路那个三层“大楼”。我住在楼下文化生活出版社里面，他们住在三楼。一九四二年七月我头一次到民国路，也曾在三楼住过。一九四五年年底我续写《寒夜》时，已经搬到了二楼临街的房间。这座“大楼”破破烂烂，是不久以前将就轰炸后的断壁颓垣改修的。不过在当时的重庆，象这样的“大楼”已经是不错的了，况且还装上了有弹簧的缕花的大门。楼下是商店和写字间。楼上有写字间，有职员宿舍，也有私人住家。有些屋子干净整齐，有些屋子摇摇晃晃，用木板隔成的房间常常听得见四面八方的声音。这种房间要是出租的话，租金绝不会少，而且也不易租到。但也有人在“大楼”改修的时候，出了一笔钱，便可以搬进来住几年，不再付房租。汪文宣一家人住进来，不用说，还是靠曾树生的社会关系，钱也是由她付出的。他们搬到这里来住，当然不是喜欢这里的嘈杂和混乱，这一切只能增加他们的烦躁，却无法减少他们的寂寞。唯一的原因是他们夫妇工作的地点就在这附近。汪文宣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里当校对，我不曾写出那个公司的招牌，我想告诉人图书公司就是国民党的正中书局。我对正中书局的内部情况并不了解。不过我不是在写它的丑史，真实情况只有比汪文宣看到的、身受到的一切更丑恶，而且丑恶若干倍。我写的是汪文宣，在国民党统治下比什么都不如的一个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一个象巴什马金那样到处受侮辱的小公务员。他老老实实地辛苦工作，从不偷懒，可是薪水不高，地位很低，受人轻视。至于他的妻子曾树生，她在私立大川银行里当职员，大川银行也在民国路附近。她在银行里其实是所谓的“花瓶”，就是作摆设用的。每天上班，工作并不重要，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能说会笑，让经理、主任们高兴就算是尽职了。收入不会太少，还有机会找人帮忙做点投机生意。她靠这些收入养活了半个家（另一半费用由她的丈夫担任），供给了儿子上学，还可以使自己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还有汪文宣的母亲，她从前念过书，应当是云南昆明的才女，战前在上海过的也是安闲愉快的日子；抗战初期跟着儿子回到四川（儿子原籍四川），没有几年的功夫却变成了一个“二等老妈子”，象她的媳妇批评她的那样。她看不惯媳妇那种“花瓶”的生活，她不愿意靠媳妇的收入度日，却又不能不间接地花媳妇的钱。她爱她的儿子，她为他的处境感到不平。她越是爱儿子，就越是不满意媳妇，因为媳妇不能象她那样把整个心放在那一个人身上。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共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