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小说里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两个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上海某某大学教育系毕业生靠做校对和做“花瓶”勉强度日,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增加了意见不合的婆媳间的纠纷,夹在中间受气的又是丈夫又是儿子的小公务员默默地吞着眼泪,让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流出去。这便是国民党统治下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悲剧的形式虽然不止这样一种,但都不能避免家破人亡的结局。汪文宣一家四口包括祖孙三代,可是十三岁的初中学生在学校寄宿,他身体弱,功课紧,回家来不常讲话,他在家也不会引起人注意;所以我在小说里只着重地写了三个人,就是上面讲过的那三个人。关于他们,我还想声明一次:生活是真实的,人物却是拼凑拢来的。当初我脑子里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汪文宣。只有在小说脱稿以后我才看清了他的面颜。四年前吴楚帆先生到上海,请我去看他带来的**粤语片《寒夜》,他为我担任翻译。我觉得我脑子里的汪文宣就是他扮演的那个人。汪文宣在我的眼前活起来了,我赞美他的出色的演技,他居然缩短了自己的身材!一般地说,身材高大的人常常使人望而生畏,至少别人不敢随意欺侮他。其实在金钱和地位占绝对优势的旧社会里,形象早已是无关重要的了。要是汪文宣忽然得到某某人的提拔升任正中书局经理、主任,或者当上银行经理、公司老板等等,他即使骨瘦如柴、弯腰驼背,也会到处受人尊敬,谁管他有没有渊博的学问,有没有崇高的理想,过去在大学里书念得好不好。汪文宣应当知道这个“真相”。可是他并不知道。他天真地相信着坏蛋们的谎言,他有耐心地等待着好日子的到来。结果,他究竟得到了什么呢?
我在前面说过对于小说中那三个主要人物,我全同情。但是我也批评了他们每一个人。他们都有缺点,当然也有好处。他们彼此相爱(婆媳两人间是有隔阂的),却又互相损害。他们都在追求幸福,可是反而努力走向灭亡。对汪文宣的死,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都有责任。她们不愿意他病死,她们想尽办法挽救他,然而她们实际做到的却是逼着他,推着他早日接近死亡。汪文宣自己也是一样,他愿意活下去,甚至在受尽痛苦之后,他仍然热爱生活。可是他终于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不听母亲和妻子的劝告,有意无意地糟蹋自己的身体,大步奔向毁灭。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三个人都发了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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