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冒火了，大声顶撞：我哥哥生病了，我已经是家里实际上的长子，你究竟遇到了什么事不必也不应该瞒我！我有权知道！

父亲气得举起了巴掌，几乎就要扇我一耳光……

团圆的日子里，父亲一直生我的气。到他回四川的前一天，他的气才终于消了些。我往火车站送他时，他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到该告诉你知道的时候，当然就会告诉你。但也许，一辈子都不告诉你，也不告诉你妈，更不告诉你弟弟妹妹！……

父亲将他亲自带回的一斤茶又带回了四川，怕留在家里，母亲收藏得不好，糟蹋了。

他的话，使我心怀不安地离开了家。

1977年春节前，我从北京回到了哈尔滨。1977年的我已经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名编辑了，而父亲已经退休了。父亲是63岁才退休的，因为家中生活困难，单位照顾他晚退休三年。

还是雪后的一天，父亲命我陪他将他再次从四川带回的那斤茶给他所言的“一个好人”送去。那斤茶，第一次带回哈尔滨时是绿的，再次被父亲带回时，已是褐色的了。父亲舍不得一次次花钱买，请四川茶厂里的茶工将那斤茶焙成了干茶，那样就容易保存了。

我提醒父亲：如果还是原先那地址，不去也罢。明明找不到却非去，何必呢？

父亲表情深沉地说：有新地址了。现在的地址确切无误，今天咱们一定会找到他。

路上，父亲告诉我：“文革”开始不久，他这名获得过许多奖状的老建设工人，竟被不知何人写的一封信揭发成了“伪满时期”的“汉奸特务”。因为父亲会说几句日本话，档案里又有在日本药店当过小伙计的记载，所以造反派们对揭发深信不疑……

“他们将我两条胳膊反吊起来拷打我，像当年的日本人拷打咱们抗日的中国人一样。不但逼我承认自己是汉奸特务，还逼我揭发别的汉奸特务。我横下一条心，诬陷我的事，打死我也不承认……”

父亲讲得很平静，我却听得惊心动魄--那是我这个“红五类”的儿子根本想不到的事。

我心疼地低声说：爸，其实你当时承认了也没什么。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父亲说：那不行。我如果承认了，你1974年还能上大学吗？我如果承认了，咱家不就一下子变成“黑五类”家庭了？你们能一下子承受得住日后的种种歧视吗？我如果承认了，继续逼我揭发别人，那我又该怎么办？所以当年我只能横下一条心，诬陷在我头上的事，打死也不承认……

父亲的话使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我和父亲并没再去“动力之乡”，父亲引领我来到了近郊的一处公墓。在一块木碑上，刻着“一个好人”的姓名。父亲说：就是他，咱们山东的一个人。也是我17岁那年到东北以后，给过我许多爱护的人。当年是他介绍我到一家挺大的日本药店去做小伙计的，而我经常向他汇报日本人尤其日本军人到药店去开药的情况。当年我就猜到了他是抗联的人，解放后他当上了一个县的武装部部长。“文革”中四川的造反派来到哈尔滨向他搞外调，巴不得由他证明我千真万确曾是“汉奸特务”。那时他自己也进了“牛棚”，但他将那些造反派顶得一愣一愣的。他说--你们想要从我这儿得到证言的事，完全是胡说八道！所以，造反派们才不得不结束了对我的隔离审查，你才能够顺利地上了大学，咱们家才没成为“黑五类”家庭。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喝茶的习惯，但我总得表达一种心意吧！除了茶，我也再没什么更好的东西值得从四川带回来送给他啊！……

父亲将那包从四川带回来又带回去退休后再带回来的茶和一瓶白酒，恭恭敬敬地放在坟前。

我说：爸，这么放这儿不行，会被看到的人拿走的……不由自主地，我跪下了。我将白酒浇在茶包上，用打火机将茶包点燃了。

……我和父亲一样，既是一个不喜欢喝酒的人，也是一个不喜欢饮茶的人。

父亲已于十几年前去世了。如今茶已成了中国人之间普遍送来送去的见面礼，而且包装越来越讲究，甚至到了不必要的极其考究的程度。而我总会不时地回忆起父亲与茶，也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与茶的那一段往事……

2012年6月26日

于北京